不客气地说，尹平可说是我下一代的作家。这一代作家中，我已看出了不少大手笔的苗头。一次我还和李国文说，我非常羡慕这一代作家们。他们竟能从如今的街头小巷贩夫走卒中发现那么多动人的人际关系和内心世界，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我们不断地在向过去索取，而他们却真正地是在向现在索取。我们这一代人的非常经历，已经使我们很难探知今天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正常心理。我说的“正常”，并不分什么善恶；因为我们常常以非常的善意、感伤与同情去理解和揣度人家的恶意，当然也有时用恶意错怪了人家。而只有他们，才能准确地把握当今的人的意向的“度”，即“分寸”。艺术，说到底，也不过是怎样把握分寸，因而，我常觉得，在我们的下一代作家中，如真实地、不抱任何功利目的地去描写当代生活，定会写出伟大作品的。
所以，尹平现在走的的确是一条较为宽广的文学道路。对于过去，他没有负担；对于现在，他没有偏见。并且，年龄又是他的资本。文学的未来，总是属于他们这一代的。不过，我并不想在一本书的序言中作出什么吹捧。现在和未来，文学上的竞争都是很激烈的。成功者，除了应该具备文学上最基本的功力和特殊的感觉外，我以为还需有如池田大作所说的，“有对人生的真挚态度和关心人类苦恼的某种动机”。
我希望，尹一平和下一代的作家们，要比我们更具有这种慈悲心。
——序《塞上：税务的风采》
今年七月，宁夏作家协会组织了四十多位作家深入到一向默默无闻的税务战线采访，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结集成这部厚重的报告文学专集。因我个人为了更深入地取得现实生活感受而亲身参与了市场经济建设，“下海”办了四个公司，又接待了谢晋根据我的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所改编的《老人与狗》摄制组，出了两次国，还正赶写一部长篇小说，所以没能和宁夏作家一起投入到税务战线去体验税务工作者的艰辛，无缘认识很多应该认识的朋友，没有领略到“塞上税务的风采”，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于是，编者督促我为此书写篇序，以弥补我的憾意和不足。坦率地说，如在过去，这篇序文在我来说也就是一篇应酬文章，说几句好听的话交差而已。但自我这一年里在市场经济中真正摸爬滚打后，却有许多出自肺腑之言了。
现在，有不少人一提起税务工作者马上就产生一种疏离感，“敬鬼神而远之”。找在准备办公司的时候，很多人都劝我别办，说“光是税务上的人你就应付不了！”仿佛税务工作者乃商人之对头。本来，汉语中“讨厌”一词，仔细分析：你向人“讨”，人家当然就“厌”，“讨厌”、“讨厌”，“讨”与“厌”总连在一起；反义词“得意”也是可这样解释：他“得”到了东西便乐“意”了。所以我以为，即使不出于别的什么社会意义，仅为了给税务工作者“正名”，就应该出版这本书。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还真没有碰到过一个“讨厌”的税务工作者，相反，我的四个公司如没有税务工作者的支持与理解，便不会有今天的平稳发展。就拿“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说吧。银川近郊的镇北堡，原是两座古堡的废墟，毫不引人注目，成了牧民的游牧点。经我介绍，被电影导演看上后，竟连续在这里摄制了十五部电影，《红高粱》、《黄河谣》还获得了国际大奖，也是中国电影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头次获得如此高级别的国际性电影奖。我们可以说，中国电影就是在镇北堡走向世界的。但电影拍完后，附近的老乡就把布景拆光，土坯木材拿回家去盖羊圈。当地林草试验场的场长袁进琳同志找到我，想跟我一同把古堡已经发挥的文化作用利用起来，他的目的是以旅游业带动一方经济，我也认为如果设计得当，则可提高宁夏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并让宁夏人参观后，能体会到人家电影导演在如此荒凉破旧的地方，都能化腐朽为神奇，搞出轰动世界的名堂，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从而加强宁夏人对家乡的热爱和建设家乡的信心。于是我们与农建委、宁夏日报社、宁夏律师事务所、银川晚报社、宁夏电视台等单位合作，很快地把镇北堡电影基地建设了起来。而这个项目，明显的是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间接经济效益又大于直接经济效益的项目。严格说来，这应是宁夏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设施，就和公园、展览馆等相同。电影基地能够维持自己的各项开支，不需国家补贴就不错了。在试营业后我们立即就发现了这种特点。怎么办？公司的财务主任杜春林同志试着向税务部门打了个报告，说明了公司的性质与收入情况，要求免税。老实说，当时我并不抱多大希望。可没想到，税务部门马上就批准镇北堡电影基地可以免税，还把已缴的税款退了回来。这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张贤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