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端详仅有几个月的我，奇怪这个傻乎乎的婴儿怎么会变成这样神情阴郁喜怒无常、连我自己都讨厌的中年人。对这张照片看着看着，我会游离出我之外，似乎我既不是这个婴儿，也不是现在的我，而是另一个什么人。是一个什么人呢？我也搞不清楚，我觉得那个人应该比现在的我好一点。可是作了这番忏悔之后，我并没有高尚起来，在现实中我仍然做着一个连自己都讨厌的人。
抱着我的母亲，在一九六七年元月去世了。她是被“红卫兵”吓死的。那时我正在《土牢情话》中描写过的“鬼门关”劳改：管我的队长截获了我大姨发来的电报，板着面孔说：“这个地主婆死得好！”现在这个队长已调回他老家内蒙古的一个县，仍然当着什么干部，大概还管着一些人。
我母亲的笑容永远凝固在这张照片上。
翻翻我写的东西：长篇、中篇、短篇、散文、电影剧本和所谓的评论，我也常常会觉得这些文字不是出于我之手，而是一个别的什么人的作品。我不会写作。从拍了这张照片后我就没有长大。我没有躯体。我肉体感觉不到痛楚。我只是一大堆莫明其妙、杂乱无章、无可言状、瞬息即变的幻想、想象、印象、感觉……我感到的只是自己的感觉。我是一架发了疯的钢琴。总有一天，这架钢琴会因自己癫狂性的颤抖而散裂。于是声音也消失了，在空气中留不下任何痕迹。
就写到这里吧。我现在正在听理查德·克莱门特演奏的：
“不要为我哭泣，阿根廷！”
1986.8.15.
有道是文坛上“各领风骚三五年”，但俗话说“六十年风水转一转”：原来曾风行一时的小说过了若干年，又会引起人们注意。尽皆哀叹“严肃文学衰退”的今天，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文学复兴期”的小说再找来读，也还过瘾。据说书店里现在很难买到我的书，于是一下子有好几种选集出版，既然市场有这种需求，出版社只要觉得不会亏本，我自然也不想矫情藏拙。
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这本选集，稍稍与别的选集不同。我要求这本集子囊括我小说的不同风格和所描写的社会各个侧面。我个人命运经过大起大落，生命有晦暗的阴影也有过明丽的亮色，既然文学创作纯然是个人行为，创作出的作品也当然是作者个人人格和经历的表现。我从一九七九年“平反”后开始写小说，迄今止有短短的十五年。这十五年中我可说是扶摇直上，固然凭借了改革开放的好风力，但也有我自己生活积累深厚的优势。一九七六年吉林下陨石雨时，我还在离银川市六十里之遥的贺兰山下“监督劳动”，曾以《陨石》为题口占打油诗一首：“流光似火落蛮荒，铁魄铜魂体藏；历遍三界方悟道，空间未必是天堂。”这里的“三界”，指的是凡夫生死往来之世界；上自六欲天，中自人界之四大洲，下至无间地狱。那时我当然还不能说“历遍三界”。“平反”后，“三界”虽仍未“历遍”，离“悟道”更差得远，却也多少尝到个中滋味。回顾大半生：要过饭，讨过钱，戴过铐子关过监；也曾失恋也曾被人追求，也曾踏过红地毯也曾赴过国王宴。这话也许有人听来俗气得要命，可是我天生就没有仙风道骨，是个大俗人。罗曼·罗兰说“性格就是命运”，反过来，命运何尝不能再塑性格。我有这样的命运，于是就有这样的性格，于是就化为风格反映在所写的每部作品中。坎坷蹇滞也是一种丰富，起落上下给我提供了广泛接触人的机会。所以我的作品就决不会是单一的、一种类型的。
我所有的作品，不过表现了我对生命的贪婪，总想利用机缘做多种的尝试，即使是小说，我也不愿仅用一种笔法书写。
有权发表文章以来，我一直没有想将“作家”当做一门职业，仅靠写小说安身立命。提起笔我便想参与社会活动，我是把写作当成社会活动的一种方式来对待。说是“主题先行”也好，说是“文以载道”也罢，我总是把我的作品能给人以什么这个问题放在首位。个人的作为和个人的作品相比，我重视前者。我不愿做一个除了会写写文章之外别无它能的人。今天看来，事实证明我这种生活态度或说是生存方式是对的。鲁迅在一九一九年即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任务倒好像越来越近切，可见得文学功能的微弱。大师数十大卷作品也止是在这个民族的皮肤播了一下，不管是政治排斥他或利用他，其实他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无所补益。鲁迅要是现在看到中国人在日俄战争中被砍头的电影，大约也不会再以为文学即能救这个民族，还是医生有点实际的用处。我倒以为文学今天真正降落到了它应该待的那个位置，这就是汉武帝早就给规定了的“俳忧文学”。听说张承志要告别文学，我猜想他并不完全是对当今“文学的堕落”表示激愤，也有一种整个文学的无力感。而我，我早已看惯了比“堕落”更堕落的人和事，面对作家见“意义”就躲、“纯文学”变成了高智商文字游戏的书摊，我丝毫没有激愤，我采取的方式是干脆宣布我所有的小说都是“政治小说”，在人们的印象中尽量减弱它的文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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