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身边没有女人，但我可以幻想。正因为没有具体的女人更能够自由地幻想。在黎明鸡啼的时候，在结了霜的土炕上，在冷得和铁片似的被窝里，我可以任意地想像我身边有任何一种女人。她被我抚摸并抚摸着我。
一九七九年我在政治上获得了平反，我又有了创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于是我就把以前的幻想写了出来。
于是，我就认识到了：文学是表现人类的幻想，而幻想就是对现实的反抗。
我的话完了。谢谢！
全部讲话连翻译没有超过五分钟。我认为这篇听来很油滑轻浮的讲话，实际上是落在很严肃的主题上的。那就是最后一句。这次演讲意外地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十月十八日，在爱荷华的全体华人学者、作家、留学生，又举行了一次文学讨论会，仍由华苓主持。被推到台前的有海峡三岸的中华儿女：台湾的陈映真、李昂、蒋勋、黄凡等，美国的李欧梵、郑愁予、曹又方、董鼎山等，大陆的有吴祖光、汪曾祺、古华、刘心武、张辛欣。讨论会的题目是“我为什么要写作”。
因为开始讲话之前，华苓特意向全体到会者介绍了远道而来的陈映真的老父亲。他为了祝贺国际写作中心成立二十周年，感谢在陈映真最困难的时候得到华苓等在美国的文学界朋友的声援，千里迢迢来到爱荷华。陈映真的老父亲是我看到的慈祥的和具有风度的老人之一，当时的情景使我非常感动，所以我说了这样的话。
在这次讨论会上要我谈“我为什么要写作”，我想从陈映真的父亲来看望陈映真和我们大家谈起。我很羡慕陈映真。他在最困难的时刻，在监狱里，他的父亲和家人仍然能够关心他，去探监。我在大陆曾经进过监狱，进过劳改营，也进过看守所。我唯一的亲人，我的母亲远在北京，靠替人编织毛线衣维持生活。她即使要关心我也没有能力。在寒冷的塞上，在平沙漠漠的大西北，身在监狱、劳改营和看守所里，我是多么希望有一个亲人来看望我一次。每一次听到号子外边传呼“某某某，你家里人来看你来了！”我都独自伤心落泪。我并不是想有谁来给我送什么东西，譬如食物和日用品。我只是想把我的感受，我的想法，我心里的话说给她听。“犯人”所受的折磨除了物质条件的困苦和失去自由外，最主要的就是孤独感。孤独感比物质的匮乏更令人沮丧。而消除孤独感的最好方法便是倾诉，向亲人倾诉。
我为什么要写作呢？我就是要向亲人倾诉我过去没有机会倾诉的感受、想法和心里话。但我后来又发现，我用笔倾诉出来的声音并不完全被大家所理解。这样，我的孤独感并没有因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变化而消除。
于是，我只有不断地倾诉下去。
我想，以上三篇发表的和没有发表的讲话，连起来读，是能够做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台湾版的序的。
然而，我并不对被真正的理解抱多大的希望。也许，我终此一生，最后会发觉，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理解是不可能的。
重要的是自己只管倾诉……
1987年11月于宁夏银川
小说就是故事。而不论是什么样的故事、哪怕是神话或童话，也都是一种人生经历。人们爱读小说，大概出于这样一种心理：任何一个人的最大遗憾，不可弥补和无法挽回的人生遗憾，就是每一个人只能过他自己命定的生活。任何人都不能在人生的中途改变成另外一个人去过另外一种生活。即使是那种借用外科手术的变性者，在改变了性别之后，“她”仍然是他。“她”与他总是同一个人。于是，人们要想丰富自己，使个人短暂的一生能包容更多的人生经历，就只能凭借阅读小说来展开想象，增加自己的人生阅历，从而使自己变得更为聪明起来。
我不能说中国的当代小说更为有趣，但我可以肯定中国人的当代生活比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更为曲折多变。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比当代的中国人尝过那么多辛酸苦辣。其实，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小说家远远没有全面地将它反映出来。这还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也许要到将来，我们才能回顾得更为清楚。但是，仅仅目前的中国小说，也可以使外国读者对中国人的生活略知一二了。
当然，人们读小说并不是抱着与读历史或新闻报导同样的目的。人们还是要求这本小说有趣，要求得到情感的满足。我想，日本读者应该是很喜欢和能够读懂中国的小说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传统，这就是“禅”。“禅”要求我们尽力去理解文字之外的不言之意。那是一种境界，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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