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不愿接触核武器这样敏感的话题。然而也是据报载，就在日本执政的首相对二战中日本的所作所为“反省和道歉”的同时，就在全世界人民都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同时，日本执政党会议却借口中国进行核试验要冻结对华援助。但一个赢弱的人面对周围一群强者，在局势还不太明朗的时刻（比如面前就站着个死不认错的人），手里拿根棍子总比赤手空拳有点儿安全感吧。我一向不愿妄谈政治，只会写小说来过瘾。可是今天我忍不住要议论议论：本来，决定援助谁不援助谁完全是援助国的权力，谁也不能强逼他来援助谁，今天援助了明天停止援助也是援助国的自由，别人也奈何不得，但日本决定对华援助时，已知道中国是个核国家，中国已经进行过多次核试验，如果真正是针对核试验而来，你老先生早干什么去了？今天在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兴高采烈地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你不早不晚偏偏赶在这个时候来这么一下，难怪中国人会认为日本人“醉翁之意不在核试验”了。
我真诚地希望日本人能像德国人一样令我尊敬。我爱日本，也爱日本人。我的小说文章里不乏引用日本作家的警句，日本文学艺术的精致细腻常让我神往。我人微言轻，无法帮助我所爱的日本人觉醒，堂堂正正地跟德国人并驾齐驱。想来想去，只好由我力所能及的开始，所以我已决定：在日本政府没有用实际行动表示真正的“反省和道歉”之前，一，我个人和家庭决不购买日本商品，如果怕国货有“假冒伪劣”，情愿去买西洋货，幸好在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时代，没有非买日本商品不行的情况；二，对我还能管得着的宁夏文联、宁夏作协及下属十个文艺团体，我已告知办公室，凡购买日本商品的一律不得报销；三，我所经营的宁厦商业快讯社的电子广告屏幕，拒绝接受日本商品的广告客户；四，我所经营的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镇北堡电影拍摄基地每年参观游客达三十万人次，是到宁夏的中外人士必游之处，对日本游客，每位免费发放一份这篇文章的复印件。
我已咨询了法律顾问，我这样做无可指责，因按“消费者权益法”，任何消费者都有选择商品的自由。
从澳大利亚回来即病倒，躺在床上静养。忽然接到沈寒冰先生从雪梨打来国际长途，说是他和友人要办份消遣性的杂志，希望我写篇短文。想起在澳大利亚受到的热情接待，一张张友好的面孔便浮现出来。来自大洋洲的要求，是不能拒绝的，即使病，也得在病中谈消遣。
其实小病也是一次消遣，这点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不过要病得恰到好处，既不要命又不会落下后遗症，而且不至于“穷病潦倒”，能付得起医药费，这病便是享受了，有点“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味道。
据说拿破仑是把工作当做消遣的，当然自古到今这类患工作狂的人还很多。现在的富人，在“高尔夫”球场上消遣。G.L.F——绿色、阳光、散步，多么美好！别说执杆击球，听听都让人舒服。我不会打高尔夫，却常在球场外见爱好者拿着球杆悠哉游哉地走。一看到这种场景，我便不由得想起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曾把“斗争”当做消遣的，而我还是别人消遣的玩具，类似高尔没有高尔夫球打，怎么寻找乐趣呢？从“牛棚”里拉出几个“牛鬼蛇神”来斗吧。“好战士”尤其对犯“男女关系罪”的人特别感兴趣，总要他们反复“交代”他们是怎样发生关系和发生关系的全过程，一直要逼得他们的“交代”类似《金瓶梅》、《肉蒲团》里的细节描写，便哈哈大笑起来。我那时还是个童男子，没有发生过“男女关系”的幸运，于是“好战士”就让我摆出各种型号的喷气式飞机的姿势，在他们的办公室中翱翔。飞得妙，他们真会由衷地笑得前仰后合。可见，只要令自己开心，不论什么形式都是消遣。
现在，消遣的方式真是层出不穷，花样翻新，而消遣的费用也越来越高。玩，常常是人们最大的一项开支。可是我在西方国家访问时，如到拉斯维加斯赌场或巴黎“红磨坊”这类高消费的娱乐场所，在灯红酒绿之间，纸醉金迷之时，却不由自主地要想起这样一则中国古老的寓言：有一个渔夫在海边打鱼，每天他只捕到自己够吃的就罢休，躺在岸上晒太阳。一个商人走过来劝他多打几条，他问，我多打鱼干什么？商人说鱼多了你就能出卖了。他又问我卖了鱼干什么？商人说卖了鱼你就有钱了呀！渔夫奇怪地问，我要钱干什么？商人回答，有了钱你就可以享受了，比如你就能够到海边休养，游泳呀，日光浴呀……渔夫说，照你这样说，我现在不就在享受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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