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走出了瑞典文学院。绕到前面，才知道我们刚刚进去的那扇门是侧门，正门面对着一个小广场。正门的台阶上坐着许多男女青年在晒太阳。
随便说一句，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斯德哥尔摩难得有艳阳天。禁声同志说，他在驻瑞典使馆工作了几年，由于太阳晒得少，四十来岁的人头发几乎都掉光了。我们去的时候又是春天刚刚来临，所以遇到太阳好的天气时满街都是人。瑞典人喜欢户外活动。在时间不允许走得远的情况下，他们常常像我们的老农民一样，挤在南墙根儿晒太阳。
这时，小广场的木椅子上也坐满了人。都是一副懒洋洋的在享受阳光的模样。广场上自由自在地走着许多鸽子。地上很潮湿，还散布着许多鸽粪、垃圾。堂皇的、世界著名的瑞典文学院的环境卫生可不怎么样。
这里还要插一句：奥斯陆、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的街道卫生都不像我们原来所想象的那么好，商店连各自门前的雪都不扫，门槛外面的垃圾一律由市政工人负责。有一次逛街，我向马悦然教授介绍我国的“门前三包”，他也认为很好。
参观完瑞典文学院，我们有一种闻名不如见面，而见面又不如不见的感觉。心想，原来不过如此，很有些失望。当然，这个印象很大程度是图书馆所展出的书给我们造成的。
后来，禁声同志给我们说，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在现代，不仅仅靠作品，这里面还有些“门道”。第一，当然是政治背景，比如索尔仁尼琴之所以能得文学奖，几乎完全在于他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同时，还有文学思潮与不可捉摸的西方读者的兴趣变化。比如拉美的马尔克斯获奖，就是西方普遍地突然对拉丁美洲的政治关注起来，再加上他的“魔幻现实主义”。还有，就是技术因素：一个是翻译，一个是活动。所谓活动说明了就是拉关系。瑞典文学院名义上不受政府干预，但它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十八个老头子院士仍然要受这一批或那一批名流的影响。禁声同志说，如果我国的文化宣传部门能把我们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确定下来；认为获奖也是我们的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通过我们的积极活动，巴金或者艾青获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当然，如俞连斯登自己也承认的，他们的评奖不可能做得十分公正，所以，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不见得就说明我国的文学没有达到一定水平。通过这次访问，我深深地感到了这一点。我看还是本世纪初那些不愿承担此项评奖活动的院士有见识：靠十八个根本不可能熟悉世界各国文学情况的老头子，来一年一度评选世界最佳作品和最优秀的作家，这件事本身就是很可笑的。事实也证明，从一九○一年以来，世界上很多伟大的作家并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不影响他的伟大，如托尔斯泰；而许多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到后来却默默无闻了。
我一面走，一面这样想。绕过正门的广场，走到另一侧的一条小巷子。这条巷子比我们进门的那一条巷子热闹（在斯德哥尔摩，我搞不清东南西北，只好说这一侧，那一侧）。巷子边有一个酒店，那天是星期五，——星期六在瑞典就开始放假，于是许多人正在排队买酒，准备过周末。还有几个小“滂克”在巷子里嬉闹。他们就住在瑞典文学院旁边，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隔壁的这所学院颁发的一项奖金，牵动着世界成千上万的文学家的脑神经。
霍尔小姐领我们走进这座文学的殿堂以后，就留在走廊的一间房子里，没有参加我们和俞连斯登的谈话。直等到我们出了图书馆才又接着导游。我们上了汽车准备回旅馆时，霍尔小姐告诉我们，那瑞典文学院下面的一层，就是从正门进去的地方，并不属于文学院，而是一家股票交易所。
这倒很有点象征意味：楼上的学院对文学作品所发的奖金，有时并不反映文学作品的实际价值，价格与价值是分离的；楼下交易所所售的股票，票面金额有时也不反映实物的实际价值，价格与价值也是分离的。
一些书前的序言是序作者本人的读后感。并且是隐恶扬善，多溢美之词的。有的序却是“借他人酒杯消自己块垒”，趁给别人写序时说些自己要说的话，竟常常与所序的书无关。郑柯今天出了一本小说集，嘱我写序，无非是想让读者在读他的小说之前就对他的创作先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年轻作家出的头一本书，好像都需要有一位大家比较熟悉的人引荐：“请多多关照”，等等。我对郑柯说，其实你不必这样羞怯，你就大大方方地往读者面前一站，任人评头品足好了。郑柯的小说，早在1985年我就作过评论，很高兴地把他介绍给了读书界。我极少写评论文章，因那既不是我所长而且我对当代作家的作品也很隔膜。郑柯发表《大大谷》时候还不是专业作家，刚刚从大学毕业，年轻得很。我为他写评论完全出于自发，也是“有感”。感于那个短篇之中的灵气。评论是一气呵成的，因他的灵气触发了我的灵气。这么多年下来，生也坎坷，他的灵气得到磨练，少了些浮扬多了些深沉。所以我觉得他站在读者面前应该是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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