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所图书馆似乎不对外，只供文学院内部人员使用。所收藏的书籍当然全是文学作品：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等。我们看到，以法文本居多，其次是英文，再其次是西班牙文，真可谓汗牛充栋，从屋顶一直到地板，摆满了一排排书架，全都是烫金的精装本。
承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好意，为我们中国作家来访，专门把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作品排出来摆在长桌上展览。这个展览，倒使我明白了中国作家，如巴金、艾青这样世界著名的作家、诗人尚未能够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技术原因。
据工作人员说，长桌上的书籍已是瑞典文学院收藏的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作品之全部，但看来只有寥寥的数十本。我没有仔细数，充其量不过一百本。那长桌子比乒乓桌略大一点，而所有陈列的书又都是翻开的，读者可以想象有多少了。这中间，又以译成外文的四书五经、《道德经》、《西游记》、古典诗词、宋元话本、明清小说居多。然而，如老子、吴承恩之流，是再也没有资格得诺贝尔奖金的了。现代中国文学作品中，鲁迅的著作有几本，但都很薄；茅盾的作品有一本：《子夜》。这些大师也已作古了。尚健在的巴金的著作，我们只看到两本，一本是《寒夜》，另一本也很薄，看起来不像是《家》。大家都知道，《家》已译成了许多外国文字，但遗憾的是这个最关键的图书馆却没有。艾青的诗没有专集，只有与闻一多两人的合集《死水与黎明》，而且是中瑞文对照本，这就可以估计出来所选的诗也不多。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我们只看到两本《中国文学》社编的“熊猫丛书”，一本是谌容、张洁、张抗抗、王安忆等六位女作家的合集，封面是她们六位女士的照片，故一看就认识。另一本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其中有我的《灵与肉》。
现代文学作品，从封面看出，倒是港台翻译出版的比我们翻译出版的多。这且不去说它，使我们大为惊愕的是，姚文元的一本什么文学评论集，还当做主要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被陈放在很显著的位置上。这本书有三百多页，开本较我国一般的三十二开本大；我翻了一下，是一本打字本，不是印刷本。也不知译者是谁，但那封面却是印刷的，可能是哪一所大学自印的参考书。
工作人员对我们很友好、很客气，显然不会是有意使我们尴尬而放上这本书的。他可能直到今天也不知道姚文元已经被我们打倒了，关进了监狱，也可能是照西方的习惯，认为人虽然犯了法，著作还可以保存下来。我们本想告诉他，姚文元这个文痞写的东西都毫无学术价值，不过是许多条打人的棍子，但转而一想，恐怕我们跟他说上一天，他也不会明白中国当时的政治背景，也只好作罢，放就让它放着去吧。也许它在将来还有点史料的价值。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给他们供给我国翻译出版的文学书籍。何滨以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人员的身分，当场与那位图书馆管理人员建立了联系，答应以后不断地给瑞典文学院寄书来。胖胖的管理员很高兴，双方都交换了通迅地址。回国以后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何滨这个小小的工作人员有没有条件给他寄书，寄过了没有。恐怕她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
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走出了瑞典文学院。绕到前面，才知道我们刚刚进去的那扇门是侧门，正门面对着一个小广场。正门的台阶上坐着许多男女青年在晒太阳。
随便说一句，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斯德哥尔摩难得有艳阳天。禁声同志说，他在驻瑞典使馆工作了几年，由于太阳晒得少，四十来岁的人头发几乎都掉光了。我们去的时候又是春天刚刚来临，所以遇到太阳好的天气时满街都是人。瑞典人喜欢户外活动。在时间不允许走得远的情况下，他们常常像我们的老农民一样，挤在南墙根儿晒太阳。
这时，小广场的木椅子上也坐满了人。都是一副懒洋洋的在享受阳光的模样。广场上自由自在地走着许多鸽子。地上很潮湿，还散布着许多鸽粪、垃圾。堂皇的、世界著名的瑞典文学院的环境卫生可不怎么样。
这里还要插一句：奥斯陆、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的街道卫生都不像我们原来所想象的那么好，商店连各自门前的雪都不扫，门槛外面的垃圾一律由市政工人负责。有一次逛街，我向马悦然教授介绍我国的“门前三包”，他也认为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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