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给阿桂的信写得很好，是谈写作《花园街》的契机的，并不是在洋洋大观地阐述《花园街》中的不尽之意。不错，一座建筑物的沿革，常会透露出曾居住在这座建筑物中的人物的命运；几易其主的过程，则形成了一段历史，会引起后人的感叹。苏武的“楼成君已去，人事因多乖”，辛弃疾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和“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不都是因建筑而启发出的一种命运感么？楼台依在，人事全非；但也有这样的情形：虽然人事全非，可是后住者还是在重复前一家屋主的命运。这里，人物变了，但情节相同，仍然是那出悲剧，此事也是常见的，比如，过去不有一座“十三号凶宅”么？然而，在我们现在，时代毕竟不同了，新的悲剧有着乐观主义的背景和色调，最终会显现出一片令人鼓舞的曙光。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作家比古人幸运的地方。
程乃珊的《蓝屋》我也读过，艺术上虽略嫌粗糙一些，我还是很喜欢。这不仅是因为她选的角度（即你说的“视线的焦点”）比较别致，她笔下的几个人物也写得很“活络”（上海话），生动地表现出了上海的某些市民形象。可是，这里有意思的是，同样是从一座建筑物的沿革开始，同样是写在这座建筑物里住过的人，立意、人物和情节的开展却迥然相异。我无意把程乃珊的《蓝屋》和你的《花园街》作比较，这两部作品是全然不同的作品；我更无意在这里贬抑《蓝屋》，我感兴趣的只是，为什么你从一座建筑物的沿革，一个曾住在这座建筑物里的姑娘和另一个现在住在那里的姑娘偶然的对话中获得创作契机，却一下子挪到广阔的社会主义改革的背景上去处理，把一个小小的灵感衍化成一部写改革者的长篇小说来。
我是这样想的，对你我这样历经坎坷，命运多蹇的人来说，即使你在贵州的“群专队”里，我在宁夏的劳教农场里，也都在思虑着国家的命运。痛苦的生活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联的。在这种心情中，不要说两个姑娘那番有点令人心酸的对话，就是看到两条狗打架。我们也会联想到社会问题上去。这样，在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当然会如你所说的，“为立志改革的斗士们唱一支赞歌，使更多的人来关心、支持这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改革”了。
不改革，中国便没有出路，不改革，党和国家就会灭亡；不改革，你我就又会坠入十八层地狱，哪有你优哉游哉地写《花园街五号》，我优哉游哉地写《男人的风格》的条件？对不对，你是哪里爬出来的还滚回哪里去吧！最近，不是已经有人借着清除精神污染之机，企图一笔抹杀三中全会似来的文化创作成果了么？所以，我们还可以加一句：不改革，便没有当代文学的繁荣！
我写着写着就扯到政治上去了，现在让我再回到具体作品上来吧。
你前些日子给我的信里曾说，我的《风格》和你的《花园街》有奇异的相似之处，如果有人愿意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一现象，倒是个有意思的事情。我也有同感。如果有人愿意这样做，我这里还可以提供一点第一手资料。许多文学爱好者，尤其是青年人，总以为我们“作家”在一起的时候，谈的一定是各自的创作构思，讨论的是文学上的深奥问题，什么意识流呀，现代派呀，魔幻现实主义呀等等。殊不知我们是俗而又俗的人，烟火气重得很，满嘴柴米油盐酱醋茶，有时，互相戏谑和恶作剧起来，比有些小青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你我，那时都知道每人手头正在写一部长篇，而见面的时候，却如饿鬼投胎一般只想着吃（比如，大嫂每次都要拼命留我吃饭。仿佛我老是非常地饿），要不，就想着怎样敲没有家累负担的良沛一顿竹杠。我们都没有谈过《花园街五号》和《男人的风格》。但发表出来以后，竟发现我们书中的主导精神完全相同，人物的性格十分相似，甚至人物的某些行为也如出一辙。这种现象，看来只有从我们两人相同的命运，相同的美学观点，相同的理想当中去寻找了。
有人说，你的刘钊和我的陈抱帖都有着很浓的理想主义色彩。不知你怎么想，我是承认的。文学，如果没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没有理想主义的光辉，文学便不成其为文学了。黑格尔曾这样说：“艺术把现象的真实内容从这个肮脏、短命的世界的纯粹外表和欺骗中解放出来，并且赋予它们一种更高的来源于精神的现实性。这样，与一般现实生活中的现象比较，艺术现象就变成了更理想的现实和更真实的存在，而不仅仅是表面现象。”我认为，刘钊和陈抱帖以及我笔下另一个人物——《龙种》中的龙种，都应该说是“现象的真实内容”或“更理想的现实”。当然，我们和黑格尔理解的并不尽相同，我们所说的“更理想的现实”不是来源于精神的现实性，而是来自现实生活现象中的现实性。诚然，从“纯粹外表”和“表面现象”上看，刘钊、陈抱帖、龙种这样的领导人不多，有时更多的倒是使我们摇头叹气的人。但是，正是这样不多的人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现象”下的“真实内容”。因为在他们身上不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向往、希望、要求，而且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邵你说的“历史潮流”。他们自身的命运和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扭合在一起，也许还会遭到这样那样的挫折和失败，但最后胜利的终归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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