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弯快到了。那弯子的一边是山，一边是深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挣扎着想把胳膊抽出来，她还是死拽住不放，好像拉住我的胳膊就把车拉住了一样。我恼火地吼道：
“我不知道在乌什塔拉休息呀？！你不累，我还累哩！我现在要把你们拉到焉耆去找医院……我求求你，你松手……你松手，我拿个东西给你看！”
妇女大概在灯光里也看出了前面的危险，把手松开了。我顺利地拐过弯，从车座下掏出一个白磁茶缸，嘴唇哆哆嗦嗦地说：“喏，你看，这是我的奖品……我跟你说，我不是坏人。你放心吧，你把孩子抱好……我求求你，你别闹腾了。”
我当时的行为一定非常可笑。这白磁茶缸能证明什么呢？上面光用红漆写了个“奖”字。这种东西几乎人人都有，什么也证明不了。但是，也不知道是这白磁茶缸居然发挥了作用，还是这女“知青”在这会儿只好听天由命，她终于安静下来，紧紧地搂着又咳又喘的孩子，让我把车平安地开到焉耆。
那时候的医院，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半夜里想找个大夫比海底捞针还难。我把车在空荡荡的焉耆大街开来开去，转了一家医院和两家诊疗所。房子里都亮着灯，值班的却不见，叫破嗓子也没人应，反而耽误了将近一小时。
“妈的！走！”我气呼呼地爬进驾驶室。“上库尔勒！那儿有一个我认识的大夫。”
这当儿，孩子的呼吸微弱下来，额头上滚烫，身上还打着冷战，已经处在昏迷状态。妇女直淌眼泪，蓝色的路灯照着她亮晶晶的泪花。她一点主意也没有了，只好由着我的主张。
我加大油门，飞也似地扑向库尔勒。一路上，只听见风在缝隙里尖厉地叫，眼前的公路像立起来了一般，往我们面前直挺挺地倒下来；公路两边黑漆漆的阴影一闪而过。路上已经没有车，谁也不妨碍我把行车速度加快到最大限度。我还从来没有开过这么快的车，只觉得前车轮在我手掌心里蹦蹦地跳，好像随时会飞出去一样。我烟也顾不上抽了，两手捏得汗都冒出来，深怕驾驶盘从手中滑掉。
车翻越了贺拉山，到了孔雀河边，水箱里的水沸腾了，车子嘶嘶地直叫，像一匹被追赶得喘不过来气的马。我跳下车，一面说：“你别怕，别怕，前面就到库尔勒了。”一面拿出榔头，敲碎了一块冰，把冰沫子撒在散热器上。
我深更半夜把车停在这荒郊野外，妇女又露出害怕的样子，在车座上搂着孩子缩成一团。我没有灭大灯，干这些事尽量离她远一点。等我上了车，妇女好像松了口气，第一次用依赖的语调小声问：“到库尔勒能找到医生吗？”
我说：“能！”
记者同志，人只要取得了别人的信任，就有股力量催他非要把那事情办成不可。我心里想，就是医生钻到炕洞里，我也要把他揪出来！
车到库尔勒，已经是凌晨了。我没有开向医院，直奔到我认识的那医生家去拍门。
“谁呀？谁呀？”拍了半天，医生醒了，好不高兴地问。
我说：“我呀！你忘啦？……”
这医生是四川人，去年探亲回来，又是棕箱竹篮，又是木器家具，撂在大河沿找不到车，眼看要变天了，急得团团转。那次是我帮他拉回家的。当时他千恩万谢，一定要给我点什么，我没有拿，他就说，以后有事找他，他绝对帮忙。这回果然用上他了。
医生穿好衣裳开开门，迷迷胡胡地：“是哪个的娃儿？是你的娃儿么？”
我看了看坐在车上的妇女，说“不错，是我的！你快点吧！”
这一下，医生清醒了，抖擞起精神，忙着找值班的，找护士，找司药，终于把他们母子安顿在病房里。
没有我的事了。我把车开到“二招”，放了水，寻个房间打了个盹。天一亮我就上了去阿克苏的大路。
一个星期后，我从喀什回来。我想，虽然不是我的事，也应该去谢谢那个医生。我提了五十斤有名的阿克苏香稻米，跑到医生家去。
矮个子医生一见我，就指着我鼻子笑开了。“你搞的啥子名堂哟！”他说，“那上海‘埃亚拉’（埃亚拉：维吾尔语，妇女的意思。）说根本不认识你，还要当人家娃儿的爸爸哩！人说‘车船店脚牙，不死也该杀’，你也是没有一句实话，害得我那晚上连觉也没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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