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维民再次努力地清理着自己的思绪，你是不是真的有点过分，有点片面，有点先入为主了？莫非真的是众人皆醉你独醒，天下就只剩下了你一个在忧国忧民？
那么说，真的是自己错了？由于判断失误，才造成了这一次又一次的错觉？
无意中，他一次一次地碰到了提兜里那个硬邦邦的东西，渐渐地，他终于感觉出来了，日记！
王国炎的日记！
一本货真价实的日记！
就算是所有的都是错觉，都是失误，但这本日记则绝对是实实在在的，它千真万确，无可质疑！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否定了它！
已经带着一丝寒意的秋风阵阵吹过，他一下子又清醒了起来。
虽然此事没有引起辜政委的重视，但并不等于这件事就不该重视；领导的感觉虽然有偏差，但绝不等于自己的判断和感觉也有偏差。不行，他还得继续查下去，而且一定要真正查出有力而无懈可击的证据来。
不管怎么着，也得让辜政委真正了解情况。就算不为别的，也要让辜政委清楚，晚上急急忙忙地去找他，那只是为了工作。没有别的，没有！
没想到让他苦思苦想了好半天的事情，让人家两句话就打发了。
看看表，还不到8点。本想回去算了，但想想到了家少不了又得听妻子的牢骚，反正妻子在家已经把该忙的忙完了，该干的也干完了，还不如呆在这儿清静。
他得好好想一想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办。
是不是再找找主管五中队的三大队大队长和大队教导员？或者再往上找一找？比如监狱长，比如监狱第一政委？
按说是可以找的，也应该找，这是一个侦查员的天职，也是他应有的责任。对于一个重大的或者是可疑的案情，作为一个侦查员，如果他知情不报，敷衍了事，甚至玩忽职守，以致出了什么疏漏，那就不仅仅是失职渎职了。但单科长说的话，又一次让他犹豫起来。“你别再在这儿给领导们添乱了，真是瞎折腾。以后有什么事，别动不动就往领导那儿跑，听见了没有？”
单昆的生气可以理解，越级向上面汇报，岂不等于是向领导告状？岂不是向领导表明了他当科长的失职？但单昆对这一案件的轻视和麻木却让他有些无法接受。家里的活儿就是再累，也不能累到对如此可疑的一个重大案情不管不顾。
不行，他还得继续给有关领导谈一谈。
那么找谁呢？三大队教导员傅业高？他不就是原来11中队的指导员吗？他对王国炎的看法清清楚楚，那一份被作为示范传看的谈话记录不就是他搞出来的吗？看来没必要，至少现在没必要找他。
冯于奎呢？他是狱政科的科长，在一个监狱里，狱政科是一个极为重要和最有权力的科室。犯人刑期的减免，犯人的外出就医，鉴定，以及保释，保外就医等等，都由狱政科决定。比如像王国炎的外出就医，如果狱政科同意了，那几乎就等于是过了最后的一道关口。
对冯于奎科长，罗维民是很熟悉的。因为狱政和狱侦原来是一个科室，他们就在一起工作。即便是到后来分开后，由于两个科室工作上的联系，还经常在一起开碰头会，对一些重大案情进行鉴定，研讨。但也正因为熟悉，所以相互之间对职权范围的规定和程序都清清楚楚。像这类事情，尤其是对一个神经病患者的鉴定和治疗，一般都是由中队向狱政科提出申请，然后再由狱政科决定是否由侦查科参与鉴定，还是由监狱医院检查，或者是直接批准外出就医。如果不是王国炎把一个犯人打成重伤，像这类犯人外出就医的问题，侦查科几乎就没有可能直接介入。第一这不是你的职权范围，第二你也应该自觉遵守这种职权范围的规定和程序。就像中队长、大队长主管生产，指导员、教导员主管改造一样，这中间其实有一道无形的，大家都已认可的，不可任意逾越的界限。谁的就是谁的，你别动不动就把你的手伸到我的范围和领域里来。除非特殊的情况，一般是没有人会随意逾越这种界限的。说穿了，这也就是权力的划分。像这种划分，连犯人也清清楚楚，该找谁就找谁，不该找的就不能找。什么样的事就找什么样的人，找错了就会惹麻烦。连犯人也清楚的事情，难道你会不明白？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像五中队。不过正是因为五中队的这种反常情况，才让他这样困心衡虑，左右为难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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