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江彬脑子里就只想着一个任务，这个任务不是为客户赚钱，而是找到新的投资者，挖掘大客户。每天，江彬得给他不认识而他们也不想和他说话的人打上50个电话。人们总是把电话挂断，江彬必须不停地打，才能找到愿接电话的人。他不断地寻找打电话的合适对象，那些到处捐钱而又不是公司客户的企业家最有可能接到他的电话。
多数时候他们总会让秘书挡电话，如果江彬知道了秘书的名字，那么差不多算是接通了要找的人。因为多数做金融投资的老板对他们的秘书很差，只要能表现出任何一点儿毫无心计的善意，就能产生很好的效果。一旦成功地和他们见面，江彬就会抓住机会，批评他们的投资组合如何如何不妥，敦促他们买他建仓了的股票。离开时他手里总会多一份理财委托书，一般很少落空。
会面过后，江彬还会跑到大厦顶层，然后层层往下，挨个敲门，看有谁想和他聊聊股票。任何标有“权益”、“资产”或者“证券”的房间都是他的捕猎对象，除非有人知道如何阻止他进入办公室。尽管江彬从楼上到楼下的命中率不高，不过如果他去过那些办公室的话，至少不用再打那么多冰冷的电话。很快，金融街被他搜遍了。要有时间，江彬还会租一辆车到图书馆，看报纸上关于当地首屈一指的人物的报道。他会抄下好几十个名字，用随身带的零钱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直到约好一次会面为止。
富诚信托的声望，江彬的知名度，加上自始至终执着不懈，募资工作总算有了成效。
在他看来，成功就得有点“无赖的精神”，斯文是没法换来金主们关爱的眼神的。当然，这个观点不一定被其他人认同。
3艰难决策
国内只有公募基金才有明确的法律地位，为了做到于法有据，江彬和萧美伦通过发行证券“信托”产品，获取一条阳光通道，但这样门槛太高，限制颇多。苏震清出于和江彬的私人情谊拿出一百万参与进来，却也只是刚刚迈过最低法定门槛，蔡斌则是联合十几个过去的同事才算勉强获得与苏震清同等待遇。信托资金介入股市以后，必须分散组合投资，不能将资金集中投资于少数几只股票。这一点和公募基金是一致的，唯一的优势是，持股仓位不受限制，可以根据行情演变灵活调配。
直白点讲，私募基金就是专为富人或在业内有门路的人服务的。有讽刺意味的是，私募基金对那些不富有的人来说具有更大的意义。众多不富有的人完全受市场和公募基金支配，而公募基金只要规模能维持住，他们的管理费收入是不受影响的。私募基金不是这样：只有在你为客户赚钱的时候，才能获得报酬。私募基金只收取比银行活期利息还少得多的管理费，把盈利的20％（包括实现和未实现的盈利，不管你是否卖出了头寸）作为基金的报酬。如果你的基金赚钱，那么一切都没问题。但是如果你赔了钱，只有在为客户把亏损补齐之后才能再收管理费。这就意味，如果你在第一年赔了钱，只有在为客户把钱赚回来后才能获得报酬，如果在来年没能赚回来，你仍然没收入。在此规则之下，私募基金会被逼得资金运作既要有创造性，又要极端谨慎。因为他们不能只抱怨市场的形势不好，却照样拿佣金，就像公募基金一样。
江彬很难理解，为什么管理层只让富人从这种安排中受益，而这种规则明显会产生比公募基金更好的业绩。阳光私募让你和投资者同生共死，公募基金让你变成忙于集资和推销的奴隶。公募基金可以一连几年业绩不佳却仍赚很多钱，即便如此，他们还在拼命扩充规模，规模才是最现实的收入来源，有无盈利倒显得次要了。凭什么要这样安排？游戏不应该是这种玩法。
作为一个新手私募基金经理，江彬征得萧美伦的同意，加了一条对投资者的资金进行保护的条款：如果阳明投资的业绩降到负10％以下，就开放和解散基金。加进这一条是因为部分投资者不希望在他出师不利的情况下拿不回钱。江彬本以为这是多虑了，可不幸的事情总在人的思考范畴之外。
着实没有想到，就在江彬刚起步的时候，2000年8月最后一个星期，市场突遭重创，他也套进去了。直到那时，江彬才意识到他根本还不知道真正的基金经理该怎么做。过去做主持人的时候，他只需要在荧幕上谈一些好的投资想法，能给观众带来智力上的愉悦感就行了。到亲自掌控巨量资金时，江彬才体会到做出正确的交易决策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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