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97年，江彬总算正式投入进去，因为他碰到了一个大鳄——朱焕良。
1997年的一天，江彬和一个朋友去深纺大厦的一家酒店吃饭，看到朱焕良也在那里。路过朱焕良的饭桌时，听到他很起劲儿地给别人说贵州游联的事。江彬当时就对那个朋友说：“既然老朱这么起劲儿，应该有点戏。回去看看图形，图形不坏，马上买进。”
第二天贵州游联大概涨了快10％。
受此激励，江彬几乎每天都去朱焕良常去的饭店或休闲场所蹲点儿，只要能碰到他，几乎都有不小斩获。
期间江彬发现，朱焕良对市场有本能的直觉和很好的悟性，他的见识确实是一流的。因此后在“中科系”事件中，吕梁发疯了，他始终清醒。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大陆股市受到波及逐渐走熊，不过江彬选的股票还是赚了些钱。因为江彬善于将当天的报纸头条与股票价格联系起来，从而发掘出能带来盈利的股票的能力。当他的估计正确时，就冲锋陷阵一把；当运气不佳时，就大幅削减投资。
在此过程中，江彬慢慢悟出了投资的真谛：寻找一种严格的、有章可循的方法，来应对任何带有赌博色彩的事物所具有的风险。他把看清股票背后基本面的能力和近几年从新闻工作中获得的洞察力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能让他不断赚钱，同时有效减少损失的投资哲学。
有成千上万的投资教材，大部分是鼓吹购买然后持有，强调分析股票的价值和成长性。然而少之又少的书会告诉你一种章法，用来把自己的信念和变幻莫测的市场状况融合起来，严格而有规律地重新评估和改变自己的投资组合。
江彬很想将自己的这些心得与更多人分享，那一年他确实也得到了这样的机会，他很幸运地被一家电视台的高层看中，成了财经节目的主持人。
在做主持人的那几年间，江彬接触了不少券商分析师和基金研究员，并从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些业内人士做节目时的分析判断，成功率基本不会高于五成。
为什么会这样？江彬思考的结果是：不是那些专业人士水平不行，而是他们所面对的问题都是针对市场中短期行情而言的。行情周期越短，成功率就越低。况且主持人几乎每天都会问上午如何操作、下午大盘趋势会怎么走之类的问题，明显就是短视，客观上影响到了观众的心态。
基于这一认识，江彬的主持别有一番风格，在节目中，他明里暗里和那些人玩对赌。炒股玩的就是概率，既然能断定那些嘉宾的研判成功率不会高于五成，只要和那些人反着来，就有高于五成的胜算。
江彬从不跟随业内公众人物人云亦云，从不回避敏感问题，也不回避尖锐问题，总能公正、客观并从国家的宏观角度出发分析股市。江彬个人机智灵敏，总能在恰当时机说出一些“符合社会观感”的话，甚至很多不炒股票的人都喜欢看他主持的节目。他说的话不一定让多数人听得懂，但是他的语气语调，他的眼神、手势，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很能征服观众。
江彬的超高人气让他所服务的电视台的高层心情复杂，因为在领导哲学上，他们和《围城》中的高松年颇有几分神似。主持人之于电视台，像细胞之于有机体，主持人应当倚仗电视台的地位，而不是电视台沾主持人的光。
双方心结难免，直到那次“狂悖事件”，心结最终演变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一天，一个记者打电话来，说想对江彬进行一次关于主持哲学的专访，记者说这对入行不久的媒体业者有激励作用。江彬人很坦诚，显然他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对培养他和同行的感情大有帮助。那一刻江彬的想法太过天真，对身后的陷阱毫无所知。江彬将这些原原本本告诉了他的上司，上司同意让他接受采访。
这位记者看上去对一个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如此钟情于证券投资十分感兴趣，两人谈了几个小时，江彬也很高兴将他的主持心得和选股哲学告诉他，并且多次提及他是如何如何“娱乐投资”。记者问了江彬几十个无关痛痒的问题，还有一个摄影师在一旁不停拍照。在摄影师不停地怂恿他把脚跷到桌子上时，江彬惊奇得触角都要冒出来。江彬很奇怪摄影师怎么没让他穿上长筒靴，再挽起袖子把向朋友借的镶金劳力士晾出来，那样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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