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多么想懂得她。
最终孩儿妈以一个极快的动作捺了急救电铃。什么使她改变了主意。将军的死也将不是他一个人的事。那座院落中的人会马上失去住处，失去那辆黑色“本茨”(尽管它也开始“老”了)，失去厨子保姆孙管理，失去许多你预先无法估计的便利。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躺着直至永远的老将军可以像一块好庄稼田，月月从他身上长出五百元薪水，对了，孩儿妈也许还考虑到遗产争端：几乎所有程姓儿女都算计父亲的十几本集邮册，其中有五六本是他从一个日本高级军官的遗物中缴获的，据说这些邮册价值上百万元。她不愿活着看到这一幕；反正她的鼻癌没给她剩多少日子，就让那些日子少些自相残杀吧。
她似乎在刹那间想通：还是让老将军麻烦百出地活着吧，长在这张床上，一月长出五百元。她这样决定着，用电铃唤来了一大群医生护士。一屋子白大褂掀着药腥的风。
霜降告辞了。她觉得孩儿妈最后看她的样子像人看一条懂得许多秘密的狗。霜降走出医院，忽然意识到，她对程家老少三个男人有进一步理解时，都是当他们在病床上的时候。这是个宿命的巧合。
初春的太阳刷在她身上脸上。她不再是个农村少女，不再是个小保姆，不再是个女工和女学生。她什么也不再是了。她的自由在初春的太阳里显得无边无际又不三不四。
距前面那个故事已有五年。
这五年中，人总是发现许多一夜间发生的变化。一夜间，一些高楼冒出土。一夜间，街上尽是西装革履、私营公司的经理。中国南方城市的无数“包治性病”的广告也是一夜间贴满了新墙旧墙。一夜间，往往一切的一切都出没在几圈麻将上。
新墙旧墙夹出的路通向一处住宅区。宅子都是双层小楼，方方一块小院。走到院，你就听到牌“稀里哗啦”地响。屋里摆了两张牌桌，五六盏灯点着，你仍是看不清什么。
楼的主人是女的，谁也不知她哪儿弄来的这幢楼。她在香港有个男人，男人养她却不娶她。她不孤立，她有的是与她身份相仿的女朋友女邻居。
她迎进一拨新客人，跟在人尾的是个男的。腿有残疾，怎么掩饰你在头一眼也看出了。他瘦削，个不高，一种傲气使他显得不矮。领他来的人说这是程大江，就是名将程在光的儿子啊。
女主人：哎哟！她伸出手去握，心想谁他妈知道什么程在光。哪辈子的事了，还值得在这儿提。
听了这话，在屋角沙发上坐着的一个年轻女人猛地向上一引颈子。她见那个有残疾的男人穿得不考究，甚至有些寒酸。她还见他由于惧生而警觉。人漩涡了一瞬，很快又沉淀到牌桌上。他被冷落了。
隔了一会，就着洗牌的“稀里”，这桌上一个男人对那桌上的一个男人说：“上次我跟你提到的那个人，就是他——程大江。你不是缺个翻译吗？”
“有人了。不过也可以再雇一个，俩人竞争，都会卖力多了！”
“大江肯定卖力的！”
“那我也不见得马上辞掉那个呀？”他转向叫大江的：
“我们的薪水不高哦！”
“大江不在乎薪水。对吧，大江？”
叫大江的掀起一只嘴角来笑。他心里一阵恶心。你们这些发了财的痞子拿什么谱啊，我不是来求你们的！他却还是不轻便地站起身，与那个赏他一碗饭的人握了手，还说了“请多关照”之类。
他的轻蔑以及掩饰了轻蔑的痛苦马上被屋角沙发上的年轻女人看透。她太了解他的骄骄不群。她隔了整个屋向他望去。
他也恰巧在望她。
她穿件深色衣裙，尽管妆很浓却没有这屋子男女张牙舞爪的感觉。她漂亮死了，叫大江的男人忍不住用了他曾经好用的“死”字来形容她。她颈子上、手指上、耳垂上都缀着不大的钻石。她怎么会这样懂明暗对比？带他来此处的人事先已告诉他，这楼里出入的女人你都别去问她根底：在哪儿工作？结婚了吗？丈夫是谁？你问也问不出实话。
女主人拉她打牌，她站起，坐下，那个又倔又温顺的样儿使他想起另一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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