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压着羞恼，保持脸部平静，别让人觉着我见识太短，连“做爱”作为偏方都接受不了。我在美国的头几年主要练一个本事：对任何词汇、行为、概念都藏起大惊小怪的样子。我认为对无论怎样怪诞奇异的事物面不改色是美国式的“好样儿的”，反之，就是土、古板、不够当代、不够世界化，也就是不“Cool”。
当我从“自杀”和“做爱”两个词的精神余震中复原时，见老军医已经在做结束就诊的打点了。他合上笔记，把两根拐杖在胳肢窝下摆舒服，大声叫我到前台去结账并约定下次就诊时间，他还挺自信，他这么处理我，还坦坦地等着“下回”。
我忙追问：“你给我开的药呢？”
他说：“我不是给你开了‘做爱’吗？”
我的好脾气撑不下去了，险些对他说：你还该回大兵营去，假如他们还收留你的话。我简洁有力地说：“我来看你，是为了得到医治，最起码是得到好点的安眠药。”
“没门儿！”他说，“我不会给你开安眠药。越好的安眠药越坏。”
我说，没有药我今天是不会走的。既然我们都在军营里混过，我也就不考究语气了。美国俗话：“做任何事都有一个正确方法和一个错误方法，还有用来区别对和错的“军队方法”。我就用这军队方法从丹尼斯那里逼来十颗药片。他命令我只吃半片，实在熬不住，再吃那半片、他声音虽依旧粗重，眼睛却是自家姥爷式的，担忧而心疼地瞅着我。他其实在说这样的潜语：“你要乖点，晓得好歹，孩子。”
后来我先生去他那里做例行体检，回来就说丹尼斯是老怪物。在肛检时他自言自语地说“你该为你的运气而高兴。我手指头特细，远近闻名的细——好多人慕名而来请我做肛检呢！”
在一次朋友聚会时，碰巧有个医生，他听说丹尼斯任我们的家庭医生时，说：“啊，他还活着！”
但我觉得他除了老，以及倚老卖老的出口粗鲁，在治病上还是无可挑剔的。只是他对安眠药的军阀式控制，很令我吃不消。我每次要逗着他说半天有关他孙子孙女的趣闻，才讨得几颗药片。他总说：“安眠药不是糖豆儿，你给我记清了。”
我还是决定辞掉丹尼斯。之后我投奔过两三个家庭医生。到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我才正式进入旧金山的“失眠中心”。给我诊断的失眠专家（他首先是一位精神病理学家）对我一面摇头一面说：“假如你那些家庭医生在给你开安眠药时不那么慷慨，你的失眠不会恶化到今天这步田地。”
意思就是，在安眠药上对我的娇纵，是这病的真正诱因之一，是医生们图在我这里找点清静，图省事，也就是不够负责使然。
我这才顿然想到了丹尼斯，五年前每给我一张安眠药处方时，他那不安抑或痛心的目光。我再次打开医生名册，却不见他的名字了。我不知这回他从哪个意义上退伍了。
一九九三年初，我回到芝加哥，打算把修了一半的艺术硕士修完。一九九二年秋天在旧金山完婚，也算个“有家室之人”，该尽本分做妻子，至于回校读书，心理自然不很坦然。因此把自己读书期间的财经预算主动压得很低。朋友托朋友，找到一处房租低廉的居室。据说它最令人羡慕的长处是，方圆一英里之内，有地铁、有家“九毛九”百货店和一个“EggStore”——芝加哥的中国留学生没有不知道这个著名的食品减价商场的。它分布在城市各个贫民住宅区，如同一个个食物急救站，能及时扑灭周围的饥饿。为什么给它取名叫“EggStore”（蛋铺），我一直没考证出来。有人说它的源起是专卖鸡蛋的小铺。因为鸡蛋是美国最便宜的食品之一，所以在它拓展成为今天这样庞大的连锁二手货食品店时，仍沿用鸡蛋作为它物美价廉的象征。还有就是从复活节来的那层寓意：鸡蛋是复活节的主食；只要有鸡蛋的地方就有生命之孵化，生命之起死回生。因此，鸡蛋象征的是生命之早春。我比较赞同对“EggStore”的后一种注解。应把这个“蛋铺”改成“生命之春”食品商场——SpringofLife：有生命弹跃而起之意，也有生命如泉喷涌之意。
我很快便跻身到采购的人群中去了。很快就碰到一个熟面孔。她先叫出我的名字，我才想起她是我餐馆打工时的工友。她是陪读刑法博士的丈夫来美国的。听说她家早已搬到以白领阶级为主的近郊去了，不过她每个周末仍要走出自己的阶级，到蛋铺来采买一周的食物。我认识的许多留学生都是这样，毕了业就了职，房产汽车都齐了却仍折回“蛋铺”来买这些有残疾或欠标致的瓜果。或许这宽大简朴的店堂曾以它的丰盈消除过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恐慌，他们对它的持续惠顾出于一种感恩心理；或许是在这里采买，好比在一座食物矿场里开掘，掘出什么都给人近似挖宝或历险的心理满足。或许仅仅因为留学生的本性——留学生是世界上最懂节俭的一种人，他们总是远远地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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