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却没接那号码。她说：“谢谢你。我没有电话。”
“你从来不给任何人打电话？”
“不打。我没电话，也没人可打。”她刻意躲着我锋利的逼问。
大概也为省一笔电话钱。我木木地看她掩上门。猫刹那间全从陈列橱窗里消失了。然后就听见屋内响起猫们你死我活的欢宴声，以及安娜婴儿啼哭般的笑。
我站在鸽了粪便铺成的台阶上，半天挪不动脚步。从未见过如此贫穷和孤独以及衰老以及……其他。此刻我比安娜更需要安慰和止痛。不知怎样两眼茫然地走回了我那月租一百八十美元的寓所，它陡然变成了天堂。几天中我心里都很难过，却又无所归咎。
一个月之后我决定搬离那个贫民区。在海明威诞生的橡树公园城找到了六百美元月租的公寓。我才明白自己没有那样一颗坚强的心，来旁观安娜这样悲惨人的一生。我无法将悲惨当做怪癖来理解，从而尊重这怪癖，以致达到对于个人生存方式的尊重。
四个月后，学期结束了。我乘了火车回到那个有“EggStore”的地方。那时已是五月底。
“吹面不寒杨柳风”的芝加哥使贫穷得到大大地缓解，或说使贫穷也得以妆扮。我来到安娜的门前，从门的缝隙看进去，没有安娜了，却仍是一地的猫。它们更瘦了，薄薄的一片，如同影子。我想安娜一定还在世，猫在等她。邻近“蛋铺”，如安娜这样的生命总可以维持一个大致活着的状态。这样想，蛋铺是功德无量的，它翼下孵着多少大致存活着的生命。
我在乘车时读的书是专门挑选出来的。如《Reader'sDigest》、《NewYorker》、《Time》都是我乘车时的最佳读物。它们便于携带，内容又多是美国社会的热门话题，读起来立刻使人很投入，还有一点，这些杂志的重点文章的长度一般与我的旅途相仿，这样我可以在下车后将它“遗忘”在坐椅上，它或许可以使另一位乘客的旅途沉闷得以减缓。从阅读中获得的充实感使旅途无形中缩短了，主观感觉上一定会比自己驾车短许多。尤其是交通不顺畅情形下的驾驶，满腹怒气又无处发泄，那样的一分钟可以长得像半辈子。
不过我也因为乘车读书闯过祸。十多年前的一个礼拜日，我爸爸约了几位客人一同晚餐，家里人手不够，便打发我去北京的西单菜市场买两条鱼和半只火腿。我当时正在读卡夫卡的《城堡》。那是一本须把自己囚于其中方能读出所以然的书。从西单菜场回家的电车上，我已在《城堡》深处。只听售票员吆喝：“北太平庄啦！”脚先于我的意识，我已蹿出车门，而脑子里仍是《城堡》的种种迷津。木木呆呆走到家，爸爸开门便问：“东西呢？”我反问：“什么东西？”爸爸眼睛鼓了起来：“咦，等你买的鱼和火腿呀！”我嘴一下子张开——东西全忘在车上了。我爸爸一副揍也揍不得、骂也骂不出的样子：女儿毕竟成人了，如今回家也算半个客。他几乎捶胸顿足：“你让客人吃什么？！”他顶好客又顶怕亏待客人。我赶忙认错“我读书读糊涂了。要不，我再跑一趟？”当然是来不及再跑一趟的。那时菜场来了鲜鱼，排队至少也要个把钟头。
到了美国，正和我先生在恋爱阶段，一天一个女友得了感冒，临时请我代她打一天工。所谓的“工”是照料一个两岁的小女孩，每小时有五块现款的工钱。小女孩的母亲是一位艺术评论家，当时正在赶写一篇舞蹈评论文章。她匆匆教给我换尿布、喂饭、放卡通片等技术要领，就潜入地下室写作去了。我先生（那时还是交往不久的男朋友）打电话来，说他下班会很晚，可能酒店已关门了。我自告奋勇，说打完工我立刻就去买酒，我知道这瓶酒对他的重要性。他父母一年只在圣诞前夜喝一瓶Hennesy，而他们住在以摩门教为主要宗教的盐湖城，那里的酒比别处贵很多，因此这瓶总是由他们的儿子做礼物送给他们。这已经成了他们的家庭传统。我结束了八小时对换尿布和卡通片的经营，拿到四十块钱现款，买了酒并请店员给了它最豪华的节日包装。天擦黑时我己挤在下班人群里走进了地铁。一找到个光线较好的位置，我马上打开随身带的一本英汉字典。那时我在准备考CRE，想出个背字典的愚蠢办法来提高单词量。于是就背得十分忘情，直到发现自己已坐过了两站。下了车总觉得步伐飘然得有点可疑。直走到家门口，才发现两手是空的，才猛然省悟到换了八小时尿布挣来的钱，已去了一半，只好赶去一家超市，把剩的一半工钱拿出来，再买一瓶Hennesy。从那以后，我每次因乘车读书而误事时，我先生总要提起那两瓶Hennesy，他为我感到痛惜：换一天的尿布，几乎一文钱也没落下。他对不可理喻的我苦笑：“唉，你丢这丢那，不是乘错车，就是下错站，怎么就从来没丢过书呢？”倒真是的，我这人吝惜两样东西：一是书，二是稿纸。似乎是个脑筋很老，生活方式也古旧的穷酸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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