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小渔》得奖的消息也是梅新先生写信告诉我的。此后我和梅新先生每月总有一次书信往来，渐渐也谈成了熟朋友。我从他送我的诗集中隐约读到他的身世。我当时已搬到加州，住在旧金山远郊的一个小公寓里。那是极隔绝的一种居住形式，近邻们都巧妙地维护自己的孤寂而绝不打破别人的孤寂。我就从那时候起跟梅新先生谈起自己对第二次婚姻的忧虑。不久收到回信。梅新先生在信中是一如既往的乐观、热忱，叫我不要永远养旧伤，“要听从新的爱情的召唤”。
一九九二年，我的《女房东》获奖之后，梅新先生邀请我去台湾。那时大陆作家去台湾的还很少，我们都没料到入境手续竟会那样繁杂。中间一度，我气馁了，梅新先生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终于在一九九三年八月，我见到了在机场迎接我的梅新先生。
从此，我印象里就是这样一个梅新先生：“身板挺得笔直，爱大笑，动作迅捷而思路更迅捷，精神状态非常非常年轻的一位长者。时隔四年，我第二次来台北参加“百年来中国文学研讨会”时，梅新先生的健朗如故，只是发添一层霜雪，人添一层疲惫。在这个国际性的大型研讨会筹备期间，他显然在健康上蚀了一些老本。
我总有感觉，人如梅新，即使肉体的健康受损，他过人的强健精神也会支撑他，永久地支撑他。因此当我在吉隆坡听见噩耗时，我无法接受现实。悲伤、遗憾、痛惜都谈不上，只是想，命运要怎样摆布就只能由它摆布。得到这个噩耗，又何尝不是命运的摆布呢？从我第一次参加文学奖，到现在我第一次担任评审，这其中有梅新先生完整的一季辛劳，这难道不亦是一种宿命？
记得去年离台前，梅新先生为我主持了“中副下午茶”。大病初愈的他消瘦了许多，面色也很暗，全部的精气神和生命力，似乎都集聚到眼睛里了。会散时，我为大家签名，他静默地等在一边，一时间，苍老出现在他身上。我对他说：“梅新先生，你脸色不大好，要多多休息啦！”他哈哈一笑，把我的郑重其事给打趣了。
从吉隆坡到台北，我才打听到，梅新先生的葬礼在我到达的前一天已举行过了。同黛嫂等几个《中副》的朋友一同晚餐，谈一个晚上梅新先生。点的菜也多是梅新先生爱吃的。
这是我第三次到台北，梅新先生已是追忆中的人了。
——在马来西亚文艺营开幕式上的讲演
我称自己为“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之一员，自然是带点戏言意味的。这其中有我的几许苦恼和几许乐趣。我想，像我这样游散于祖国本土之外、在地球各隅以华语写作的人，会体味我的苦乐参半的，感受。
所谓“游牧”无非是指我们从地理到心理的社会位置：既游离于母语主流，又处于别族文化的边缘。游牧部落自古至今是从不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因此也从不被异种文化彻底同化。但它又不可能不被寄居地的文化所感染，从而出现自己的更新和演变，以求得最适当的生存形式。这里生存形式决定我们在文学中的表达风格，决定我们的语言——带有异国风情的中国语言。
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我们驮着无形的文化负载，从离开祖国海岸线的那一时刻起，就开始了永不会停驻的跋涉（一种无形的苦旅，一种即使有了土地所有权也不可能彻底消除的离情别绪），于是，我们的语言有了独特的声调、语气。
对于我来说，没有不好的故事，只有讲得不好的故事。海外作家的迁移——这个似乎永远未完成，有时己翻越了几个世纪的迁移过程使我们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故事可说。然而述说故事的语言决定它是否有听众，是否能在自己的母语语境中，以及在超越母语语境，即在人类思想和情感的境界中拥有尽可能大的听众群。我们与第二故乡（我们所移居的国度）的人们共享同一种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他们有着相似的生存经验，这似乎是我们文学创作的优势，使我们笔下的故事背景和人物行为易被认同（而不像许多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故事，读者对这些故事的审美首先要具备对大陆半个世纪来的历史知识，包括对频繁发生的政治运动所发生的特殊环境与语言之知识）。这种语言习惯甚至比方言或术语更难懂得。西方有不少成功的作家（如俄国的流亡作家普宁、那波可夫，犹太的辛格，以及近年流亡的智利女作家阿言德，捷克作家昆德拉），都是在母语语境之外，以母语写作。参照这些作家，我们这些中国文学的“游牧者”们并没有跻身于那个更为环球性的文学“游牧部落”中去。同样，似乎更为不幸的是，我们在中国本土的文坛上，也只有一个近乎虚设的位置。因为我们的生活经验对于中国读者是遥远的，是不切题的。他们对我们的语言感到别具风情，但这语言所砌筑的故事仅使他们好奇，整体上是只能类属中国文学的一个少数民族，并不能进入主流。这似乎又让我们感到劣势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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