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就每天如一地去坐，哪怕这支笔只在纸上画圈圈。有时突然拾起笔，又发现并没有吟成句子，笔又搁下。世上没有比这个“坐”更苦的差事了。这个“坐”会坏了你的胃口、睡眠、脾气，以及这根颇年轻的脊椎。
有时会鄙夷地问自己，这样惨淡经营地写出几部书来，是否就很有道理的不孝顺父母，不理会朋友，不收拾房间，不做饭，不听音乐，不按时上脊椎按摩师那儿就诊？周围的一切都在提醒我：该写信了，该洗衣服了，该吃顿像样的饭了。像是要躲掉父母诸如此类的唠叨，我到美国来了。美国什么都是可以的，您想写死在你的小说里，也是可以的。
在中国，有人说我在写名气；美国人认为我在写钱。我想，能写得出名气和钱我绝不反对，但我要写的，却不是这两样。我在写的是这么个东西：在人们将来说它好或不好时，我都能宽恕地笑笑。那个东西只有等我写出它，我才会认得它；它无所谓好坏，它只是让我满足。
太阳斜下去，我也想从桌前站起，不读、不写、不做任何正经八百的思考。想找谁聊天，想让谁用闲的话题来按摩一下我紧张得抽了筋的思维。然而我打消了这念头，因为在我需要别人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别人需要我的时候。你要清静，就要个彻底的吧！
我这辈子怕的事比不怕的多。怕打针，怕进理发店，怕牙医的椅子，最怕的却是考试。幸而“文革”在我上一年级开始了，考试是被“革”掉的众多内容之一。学生们事先把答案用黑笔写在黑漆桌面上，考试时朝桌面哈哈气，字迹便显出来，然后抄到考卷上去。老师这时只去看天花板，看窗外，或者看他心境中一个抽象的远方。绝不来看我们，绝看不见我们这时的为非作歹。不然怎么办？这时师生一对视，大家不都得窘死？那年头老师又惹不起学生，全是“小将”，一声叱咤，“打倒孔孟之道、师道尊严”，老师第二天就得下讲台扫厕所去。
因此我回到家里仍是什么也不会。爸那时天天被罚做苦力，罚在人前念经一样念“我有罪我该死”。但在家里却还做他的老子，他把在人前收起的威风尊严在我面前抖出来了。
“给我算这些题！”
我说：“啊？！”
“考你啊——一元一次方程式都搞不清你还有脸做学生？！”
我脑子里跑飞机一样轰轰的，看着一纸习题。我想爸这辈子在做人处世上的考试怎么也及格不了。他若肯省些事，少顶些真，像我的老师们那样，我们全家也少跟他受些作践。每场政治运动，对他都是小考大考；不歇气的考怎么就没把他考明白、考乖巧？他回回念“我有罪”原来也像我们抄答案，抄过就抄过了，根本就没往心里放，根本还是但求得过且过。在我看，他在政治上、社会上，在人际关系上，一向交白卷，从来没被考出半点长进。我在爸出的考卷上填了些数字。
爸将卷子端到脸前，立刻抄起支笔在上面通天贯地打了个大“×”。劲儿之足，像是左右开弓给它两个大耳光。
“你给我当心点、别以为往学校混混，就完了，下回我还要像今天这样考你的！”
也许就怕他那个“下回”，我就此在无考试的年代怕透了考试。一九七七年“文革”结束，高考恢复了。我偷偷准备功课，想考电影学院或戏剧学院。干吗“偷偷”呢？主要是瞒着爸。若考得太臭，爸虽不至于再在我的考卷上扇耳光，至少在心目中会把对我的希望两笔画掉了。在他受苦受辱的生命中，我不是作为我活着，而是作为他活的希望而活着。我是不可以辞去“希望”这角色的。他会与人半痴半癫地谈到我如何天才，如何近乎“七步成诗”，如何大器而不晚成。我是偷偷写作，偷偷发表了作品，得了奖的。我一直是偷偷的，我怕作品及不上他的希望。他大致知道我在干什么，大致知道我在文学界混得还有个眉目。因为他一天突然说：“凭你的作品，为什么不去考考学校？比如考考编剧系、文学系什么的？”
“我？我不考。”见他眼一鼓，像憋住一口话，我抢先说，“有什么考头？哪个作家是考出来的？考试是种心理和生理过程，跟学识无关；考得好坏，取决于你是否能控制和顺应这个过程。心理和生理反应不及所料，跟你学识有什么关系？”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严歌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