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到她那出奇大的书包。那里面总是装着她正在读的书。她读书兴趣广泛，从文学到社会学，再到心理学，一切。当然她最爱的是文学，那是她能写一手好散文的缘由。她也写散文诗，非常敏感细腻的诗句。她最让我嫉妒的是她读书的速度，她可以一夜读完两百多页的一本书。有时她在早上九点来个电话：“昨晚又失眠了，不过我把XX读完了。”我想，这人读书像她吃饭一样又快又猛，毫不斯文，尽管诗和散文写得都十分斯文。有时跟我谈话时冒出的感受也是极诗意的。有次我跟她开玩笑说：“唉，陈冲，你知道你这人的组成结构吗？你是半肚子诗，半肚子食！”
她听后哈哈地笑起来，说：“可惜可惜，你写我的传记里没有这两句！”
说到我今年写讫的《陈冲前传》，使我对她的了解更深一层。幸运的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她碰巧在旧金山拍摄《金门》，我和她隔三差五地碰面，有时就在她的摄制现场闲聊。写到不明白之处，我会马上跑去找她，带个小录音机，来一番问答。她十分配合，总是有问必答。有时还会给自己下一番过分的结论，诸如，“我这人不雅致，从小就是个粗俗的孩子”。
我说：“胡说八道——假小子性格怎么能叫粗俗！”
她说：“反正我不是个娴雅的女孩，现在也不是！”
我只得放弃争论。
《陈冲前传》写作的顺利跟陈冲的合作有很大关系。她的直率、坦诚，使我不用费任何气力去掏真话，我们的问答也从不必兜圈子。有时她把心底最秘密的话也告诉我，说：“人都有罪恶的一闪念嘛！”但我认为一闪念不能代表一个人的本质；对于陈冲的本质，我自认为是看得很清楚的，那就是，对事业的执著，对朋友的诚恳，对文学、艺术的着迷，对好吃的东西的狂爱。
这次她从英国给我写的两封信中，提到的事都离不开她正读的书，她看过的一部好电影，以及她吃过的一些新奇东西。
回旧金山第二天，她便对我说：“有一部很棒的意大利电影，我们去看吧！”
我立刻说：“好啊！”她推荐的小说和电影很少使我失望。我们去了，电影果真棒得不得了。我出了电影院被打动得神魂颠倒，直抽冷气。她也还没出“戏”，因此找不到她停车的位置了。找到车，她胡乱开一阵才想起该去哪里。
一路上我们都在谈论这个电影。谈它的立意，导演手段，演员的表演……她又是那样：眼里闪着孩子式的认真，就像她十八岁时谈起卡夫卡。我想，我真的喜爱这个朋友。或许我著的这本《陈冲前传》中，倾注了我对她的喜爱，抑或是偏爱，因此它不尽然是客观的。但我不管。
家是千好万好的，尤其是节日前的家。谭恩美（AmyTan）在感恩节前夕匆匆结束了旅途，踏进这座在旧金山的冬日尤其显得温暖的家。自一九八七年《喜福会》出版之后，她总是颠沛在旅途上，按出版者和经纪者的要求为她的新作巡回介绍，与读者见面。这次还是如愿在感恩节同丈夫、母亲、弟弟，以及亲近的朋友们在自己的家团聚了。节前的时间仅够她对环境做最后的装点和准备食品、饮料。有十几位客人要来。这座维多利亚式的房子不久前完成了内部装饰：浅棕色或暗橙色的墙壁，似乎都是金色的色调。那色调让进入此地的人都感到了女主人在她每部作品中体现的热情与浪漫，和一层隐隐的躁动不安。
看着自己的母亲、丈夫和弟弟一家同坐在一张餐桌上，谭恩美的童年、少年和成年都在这里了。她是一个出生在奥克兰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孩子之一。同那些孩子一样，她也一度有过无所归属的痛苦。童年的恩美（大家叫Amy）她时而想：“不知怎么回事我生在一个错误的家庭里了。我大概误入歧途，跑到这个中国人的家里来了。”美国社会被称为“大溶器”（Melting），对各民族文化的溶解之迅速和彻底使恩美选择美国的生活方式：“我们吃汉堡包和苹果派，企图使我们的中国特征消失。好像有这些不同特征是一种耻辱。那是一种自我憎恶。”也像其他落生在美国的中国女孩一样，她也对自己的东方形象感到疑虑，似乎这是她被这块国土接受的一个致命障碍。在她那些不成熟的年岁中，她甚至想到去做整容手术，使自己成为美国芸芸众生中不可区分的一员。每个少年人都害怕与群体中的少数站在一起；年轻时代的恩美，作为一个有文学潜质和异常敏感的女孩，更是加倍体验了这种青春期心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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