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不去医院了，在家请了两位街道上的老人，专门给孩子缝制衣裤。至五月将尽，到了孩子出生的日子，不说自己多么兴奋，就连提前请来的保姆，也为这事激动得彻夜不眠。为是在家生产，还是到医院生产，直弄得她犹豫不决。在家里条件好、空气好，医生说她不是头胎，到时人家来家接生也就行了，可她又生怕发生意外。最后，决定到妇产医院去。因为床位紧张，又请妇产科的主任到亚细亚酒楼吃了一顿，这才把一个平民产妇赶出医院，将她扶上了人家先住的病床，开始了她人生命运中的又一次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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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是先一步回到家的。张老师因为昨夜和刘城女人又一次疯狂的情如雨注，使他辗转反侧，一夜不能成寝，被午时的阳光稍加温暖，也就朦朦胧胧。母亲说天元，娅梅真的不再走了。他说不会。她再也过不惯这乡村生活。她不能回了，母亲说是城市又将她逼了出来。城市逼她？儿子望着母亲的脸问。
“她生意折了，还生了一个死的孩子。那城市逼她出来了。”
母亲的话，仿佛从遥远的山外飘来，然却静心去听她的述说，事情的经过倒青山绿水，分明得还算可以。真也想象不到，在五月将尽的日子，娅梅躺在妇产病房的床上，望着窗外的天空和大厦，她是如何迈过了命运中又一道门槛。孩子出生在五月将尽的一个黄昏之后，下班的人流，在妇产大楼后面，如翻天覆地的一道洪水。她感到一阵剧烈的阵疼以后，便被抬进了急救室里，进行了一系列检查。进去时落日一片，在窗上紧紧贴着，及至检查完了，那些缺少红润的日光，都贴在了医生的脸上。她说我疼得要死了，拉着一个医生的手，我是不是真的要死了？你没事，医生说，主要是孩子。她感到肚子的下部有如千刀万剐，又仿佛有一个人用手一下一下在她肚里揪抓。记得生强强时候，并没有这么疼痛。那时候，在乡村接生婆肮脏的大手掩护下，孩子极其顺利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急救室是二十多平方米的一间大房子，四壁洁白，光秃秃的，如同一个人失去了一切的心房。几样医疗器械放在一张平推车上。她躺在救护床上，用手抓住床沿，上下嘴唇紧紧闭着，如同一定要关死人与地狱的一道通门。她知道自己是不会死的，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万般无奈的剖腹产在上世纪的中期，都已时兴了都市乡村。孩子、孩子当然不能死。孩子是她的未来，是她向丈夫、向世界宣战的唯一武器。她说：
“孩子怎么了？”
“胎位不正，还有点别的问题。”
“不能想点办法？”
“都想过了。”
“万不得以你们剖腹吧，我一定要有一个孩子。”
大约妇产科的医生护士全来了。他们围着主任，临时开了一个小会，商议了一项方案。主任过来问，你丈夫呢？她说我疼死了主任，主任说你丈夫怎么没来？她说我没有丈夫。主任把目光搁在她抽搐不止的肚子上。不要说气话，主任说现在必须有你丈夫在场。她一手抓住急救床，一手抓住主任的手，额门上汗如雨注、她说我丈夫死了，有什么事你给我说主任。门外汽车和人流的声息已渐渐平静，不消说，时间已是夜晚。你年纪大了，主任说我们已经十余年没有护理过四十多岁的女人生孩子。现在问题很多，大人和孩子我们只能保住一个。主任说这番话时，平静而又耐心，就如一个老师在向他的学生耐心地解释一道难题。她望着妇产科主任的那张脸，像望着一湖不知深浅的水。
“我先前生过孩子，我不会有难产。”
“会的，”医生说：“而且不是一般的难产。”
“我死也要把孩子生出来。”
“你死了生出的孩子谁养活？”
主任的话噎得她哑口无言。这是妇产医院，不是亚细亚大酒楼，万事皆由她说了做数。她望着主任脸上那张大白口罩，以为那是浩漫不可企及的天空。于是，眼角有了泪水。继而，突然爆发的又一阵阵疼，随着泪水的流出，乘虚而入，一下传遍了她的全身。就这一瞬之间，她看到了丈夫那张瘦小多诈的脸，在她眼前一闪即逝。她想起了三十岁的时候，她初次怀孕，天元天天守护着她，仿佛守护一盏风中的油灯，生怕那灯光有一闪失。接生婆虽然又脏又丑，可她却和婆婆一道，不停地替她擦汗，说咬着牙你，把嘴唇咬破你就不疼了。那当儿，她只感到疼痛和兴奋各半，在那屋里热烫热烫煮着她。眼下，她生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孩子，还是丈夫的讨债人。生强强的时候，天元在屋里烧水消毒，在床边刨坑以埋下老大头胎的脐带。现在，到了夜里，也许丈夫已经和哪个女人滚在了床上，正播着情欲的暴雨，也许，在哪家豪华舞厅，踩着都市的节拍，一边搂紧新的舞伴，一边正盘算把哪个画家、书法家的字画廉价弄到手里，高价卖给国外的商人。他不知道她正在病房难产。他对此漠不关心。他所期盼的是她同孩子最好一块死于难产之中，然后，他便当然地继承了她的那些财产。他动用了她一百八十万元的存款，在这个城市开设了最大的康华文化公司。可他仍不满足，他想千方百计从婚姻法中寻找一个可乘之机，离婚时分走她一半的财产。她果真把自己的嘴唇咬出了血。医生去她脸上擦汗擦血时，她用手拉近了医生的胳膊，医生歪过头去，把耳朵贴在她的脸上。“该怎么你们怎么吧，我要大人孩子都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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