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这是天命。
写完这部小说我就病了，不能说是因为写这部长篇病的，更不能说就积劳而成疾。但这短短的二十几万字是我这一生身体好坏的一个分水岭。此之前，我写小说一天数千字乃至上万字可以坚持很长时间，曾经让同行们咂舌。此之后，因为腰椎病我再也不能坐在桌前写一篇小说，甚至连稍长的一封信也不能坐下写了。为此，每当我趴在床上写作时，时常黯然伤神，流下泪来；而到了如今，因长时期趴着写作，又使颈椎疼痛不止，百治而少有一效。到万不得已不能不写之时，我强迫自己仰躺着写作的时候，没有人能够体会到我对坐在桌前写作的那种怀念。我想，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候，大约就是过去能坐在桌前写作那段短而又短的几年光阴了。
无论这部长篇值得一读还是不值得一读，对于我，它都是我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
这部小小的长篇我是从第三章开始写起的。写完了三、四、五章，才又回头来写第一第二章。读者也完全可以从第三章读起，读完了再读第一第二章。当然也可以从第一章依次读到最后一章，更可以闭着眼睛翻到哪一章就从哪章读下去。这本来就是我写作前的想法之一。
我没有追求人们日常说的一部长篇的浑然天成，不可分割。现在的人都忙，少有人静心地坐下读一部长篇。读者买一本书回去，能够读其中的一个部分，那本书就算没有白买。不要说读者，作家也大都是买一堆书回家，读其中的一本两本，有时不过是读一本两本中的一两个部分，更何况不是以读书。写书为业的读者呢。当然一本书让人读了一部分还想读另一部分，不消说那是一本好书了。而浑然天成决定不了一部书的好坏。至于我在书中做的一些别的尝试，成功与失败，或失败多，成功少，再或成多败少，那都不是我能够定论的，明目的读书人囱有他们的褒贬，他们会明察书中的一切。
我想说的，就是忽一日老天开恩，能让我重新坐在桌前写作，即便我能写出比这部小说好成千上万倍的小说来，那小说也不一定在我的生命中比这本书重要了多少。
1995.1.23于北京清河。
1
黄黄是条极为极为大众的狗，其形象，也平常得十二分可以，往足处去说，也无非同类的一般水平而已。它的不凡之处，在于它记下了许许多多人类的破绽。
在张家营子，黄黄时不时地凝视一日路程之遥的正东。尤在太阳平南时候，它便常常看见这方百姓所托寄以繁衍人世之希望的那脉名山之下，生冷地坐落着一个监狱。狱门的外围，漫生着悠然野草。不消谁说，草间自然而然开了许多小花，白的或者黄的，粉淡间或浅紫，各色各式，满目的琳琅。黄黄还发现，监狱不断地枪毙罪犯，寒凉的枪声，穿过一片温暖的红色，四散开来，自然也走进它的耳朵。这当儿，就会有一阵恶寒，从它背上穿过。它受了一个冷惊，不得不从地上站将起来，朝着正东一阵狂吠。
这时候，狱墙下的野刺红、映山红、仿莲红、金钟红、仲春红，而更多的是满世界的喇叭花，粉粉淡淡，在枪声里红得川流不息，铺天盖地。红艳艳的枪声，朝狱后白果树山升漫时候，黄黄便凝视着山腰上的小瓦庙，便见庙里坐着一个孤独的和尚，双手合掌于胸前，念着佛语，普渡着芸芸众生。也许在他的普渡中，那死了的人，来世或许是一个人物，也亦未可知。
山上的小庙早已年久失修，扭歪的墙柱对你说，它的倒塌，不在今日便在明日，决然不会超过后天。然而，小店却在风雨飘摇之中，终是挺过了许多年月，它伴着监狱一日日地站在山上，却不断地更换它的主人。据说，如今那个和尚，虽非十分的正宗，却也是灵山大寺中正堂主持的同姓同族。情况是否属实，连黄黄也是道听途说罢了。
2
正午时分，镇子出现在了黄黄的眼里。
黄黄从山梁上下来，站在一座桥上。镇子是果然地比村子要大，且镇子中央，还有一幢楼房，乡村的客车从那开进开出。三月的流水，在桥下清清翠翠地流，舒舒如无头无尾的一匹绸布。桥下有镇子上的女人，她们把洗好的衣物，搭在河边的堤上树上，先干的布衫、裤子，便在风中飘飘扬扬，劈啪出猎猎之声。
一个女人说：“听到没？昨儿半夜的枪响。”
另个女人说：“听到了，脆得很。”
黄黄从桥上过去，踩着她们说话的声音，轻轻跃跃。它的两个主人也已上了桥头。走过的山梁子，在她们身后渐次地小下。黄黄用它的尖嘴咬咬婆婆的裤管，又扯扯儿媳的裤管，便又跳着跑往桥上。儿媳说镇子到了。黄黄望一眼河桥，又抬头望一眼头顶的太阳。太阳爽爽朗朗。奇怪得很，婆婆说，梅，几点了？叫梅的儿媳抹开她的衣袖，说下一点。真是怪得很，婆婆把肩上的包袱另换一个肩头，说每次从张家营子来镇上，无论是天不亮出门，还是太阳走到村头出门，到这桥头总是这个时辰，从不惜时。叫梅的儿媳望着婆婆的脸，疑问浮在脸颊之上。婆婆说是真的。上次我去招子庙，吃过早饭才从家里动身，到这儿是这个时辰，桥下有两个媳妇在洗衣物，洗旗子。这次我们半夜起床，走完十里路还不见太阳出，到这儿却还是这个时辰，还有两个女人在洗衣物，洗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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