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头到尾见证了他们被屠杀的过程。人的残忍真是没有极限，没有止境。天下是没有公理的，否则一群人怎么跑到别人的国家如此撒野？把别人国家的人如此欺负？她哭还因为自己国家的人就这样软弱，从来都是受人欺负。书娟哭得那个痛啊，把冲天冤屈都要哭出来。
早晨七点，他们把死者安葬在教堂墓园中。
英格曼神父换上便于走路的胶皮底鞋，去安全区报告昨夜发生的事件，顺便想打听一下，能否找到交通工具把十几个女学生偷偷送出南京。哪怕能有一辆车，把女孩子们安全运送到拉比先生家里，或者让她们在罗宾逊医生住处挤一挤都行。只要有一两名安全区委员会的委员跟随车子，保障从教堂到拉比先生或罗宾逊医生的宅子五公里路程上不被日军截获。发生了昨夜的事件，英格曼神父认为教堂不但不安全，而且似乎被日军盯上了。他觉得日军在搜查阁楼之后，一定会怀疑那些女学生们没有离开，从而怀疑法比给他们的解释：在南京陷落前，所有女学生都被家长带走了。英格曼神父甚至恐惧地想到，日本兵连女孩们的气味都能闻出来。他记起昨夜，似乎听到一个女孩失声叫喊了一声。但愿那是错觉，是紧张到神经质的地步发生的幻听。
就在英格曼神父分析自己是否发生过刹那的听觉迷乱时，隔着半个地狱般的南京城，那位日本少佐也在想他昨夜听到的一声柔嫩叫喊是怎么回事。
当然，我这样写少佐当然是武断的，凭空想象的。不过根据他这天下午就要付诸的行动，我觉得我对少佐的心理揣摩还是有些依据。在那个年轻的教堂厨师被子弹打中倒地，少佐听见了一声少女的叫喊。很年轻的声音，乳臭未干。接下去少佐听了搜索阁楼的士兵的报告，说阁楼是个集体闺房。离开教堂后，他把那声叫喊和十几个铺位、十几套黑色水手礼服裙联想起来，怀疑那十几个女孩子就藏在教堂里。少佐想象十几个穿着黑呢子水手裙的少女，她们皮肤在手掌上留下的手感一定就像昂贵的鲜河豚在嘴唇和舌头上留下的口感，值得为之死。他肉体深处被吊起的馋欲使他大受煎熬。少佐和大部分日本男人一样，有着病态的娈童癖，对女童和年轻女子之间的女性怀有古老的、罪恶的慕恋。少佐把那声似有若无的叫喊想成她奉出初夜的叫喊，越想越迷醉。那声叫喊是整个血腥事件中的一朵玫瑰。假如这病态、罪恶的情操有万分之一是美妙的，假如没有战争，这万分之一的美妙会是男人心底那永不得抒发的黑暗诗意。但战争使它不同了，那病态诗意在少佐和他的男同胞身心内立刻化为施虐的渴望。作为战胜者，若不去占有敌国女人，就不算完全的战胜，而占有敌国女人最重要的是占有敌国女性中最美的成分——那些少女们。所以少佐要完成他最后的占领，占有敌国少女，占有她们的初夜。
我想少佐大概花费了大半天工夫才寻找到那盆圣诞红。他打算带着圣诞礼物，带着花，以另一种姿态去按响威尔逊教堂的门铃，有了一盆圣诞红，他就不再是昨夜那个执行军务不得已当了屠夫的占领军官了。
先让英格曼神父去和安全区领导们商讨如何把女学生们偷运出教堂的乏味枯燥的细节吧。也让少佐去上天入地地寻找他认为下午行动必不可缺的圣诞红吧。我还要回到教堂墓园，这是早上七点一刻左右，英格曼神父刚刚出门。
秦淮河的女人们和女孩们都离开了，只有玉墨一人还站在戴涛的墓前。
法比回过头，调整一下胳膊上的绷带说：“走吧，像要下雨了。”
玉墨用手背在脸上蹭一下，动作很小，不希望法比看见她在擦泪。
法比站在原地等了一会儿，见玉墨没有走的意思，又回来，一边说：“赶紧回去，外头不安全。”
玉墨回过头，两只大眼哭小了，哭红了，跟鼻头在小小的苍白脸上形成三点红。她现在不仅不好看，还有点丑。但法比觉得她那么动人。他还看到她这二十五岁错过的千万个做女教师、女秘书、少奶奶、贵妇人的可能性。但他现在相信正因为她没有了那千万个幸运的可能性而格外动人。那被错过的千万个可能性之一，是二十多岁的法比刚从美国回来，偶遇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正要被卖进堂子，法比拿出全部的积蓄付给了出售小姑娘的男人。那小姑娘告诉法比，她叫赵玉墨。这是他和她共同错过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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