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巧巧随着叫陈国栋的男人走出长脸警察的视野时巧巧感觉到一阵完全没有道理的恐惧。深深的恐惧其实是来自宿命之感。只读了五年小学的巧巧当然不拿自己此刻的迷乱心境当真。她只想一到旅馆，和曾娘她们会合，就全妥了。陈国栋和她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地聊着电视连续剧，夜晚的舶来品市场，以及深圳、珠海。巧巧觉得和他挺谈得来，他从来不说“你连这都不知道”这样的话。也不戳穿巧巧大部分在不懂装懂。一路已聊熟了，她开始喜欢陈国栋不大不小的说话声音，文质彬彬却有五花八门的见识。他们在找那个叫“延河”的旅社。“延河”这样的名字对巧巧这代人已引不起任何有关革命或神圣的联想，基本上已没有任何意义。巧巧随陈国栋经过一些还没收摊的水果贩子，一个个瓜果摆得如同巧巧从电视里看来的团体操。陈国栋告诉她，样子货的瓜果主要是摆给外宾的，西安的各种小贩，包括火车站的小叫花子都会拿英文讨价还价，拿英文耍贫嘴。巧巧就说她长到二十岁从没见过一个黄毛蓝眼的人。一些没关门的小馆子是专为巧巧这类刚下火车的人开的。铺子里带油腻味的灯光泼在街上。也不是油腻味，是油腻的刷锅水味。陈国栋问她要不要吃点东西。她的确饿透了，却说不想吃什么。但陈国栋看破了她的识相，在一家小铺买了几只包子。然后抓过她手里的尼龙包，让她腾出手来吃包子。巧巧觉得陈国栋对她不仅已熟识起来，并且已变得体己了。巧巧一下感到庞然大物的陌生城市也友好了许多。一群人很热闹地从街心公园走出来，都是老大不小的男女。女人们拎着塑料袋，里面盛一双高跟鞋。陈国栋告诉巧巧，那是自发性的露天舞会，刚刚散场。一台录音机兴致未尽，还在怨声怨气地唱。巧巧顿时认为心里的那点惴惴很乡巴佬的：这些陌路男女就在一台录音机的召唤下聚了头，开始了皮肉贴皮肉的相互了解。提高跟鞋的女人们想必是舍不得拿那些鞋来走路，想必那些鞋走路是受罪的。
旅馆在一条冷清的偏街上。旅馆的名字是用橘红色的漆直接写在水泥门檐上的。门是四扇的那种，挨到框的两扇上所有的玻璃都被三合板替代。门内有个柜台，上面写着“服务台”，里面只有把空荡荡的木椅。台面上有个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沙沙沙地满屏幕雪花。三四分钟后，陈国栋把个与巧巧年纪相仿的姑娘请了出来。女服务员一点不掩饰对这份工作的讨厌，马马虎虎做了登记，核对了陈国栋的身份证，收了两只暖壶的押金，然后便抓起一个串着几十把钥匙的大铁环，拖着两个脚上楼梯，隔两步就把铁环在生铁的楼梯扶手上磕一下。巧巧害怕的城市人就是这样的，无缘无故地耍脾气。巧巧当然不知道她也是和她大致同类的女孩，也是乡村留不住的，只是她与巧巧各有各的流落途径与方式。巧巧认为女服务员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她还不懂这一种脏兮兮叫化妆。当然是化得拙劣、穷凶极恶的一个妆，痛改前非似的在真正面目上化出想当然的标致。在面目改动上她显然远比曾娘更有野心。这是个有四张床位的房间。床上因铺着草席和枕席而无法鉴定它们的清洁或肮脏程度。肮脏却在这屋的空气中，是十分复杂、可疑的气味，一些秘密的故事在这里发酵和腐化，当然是眼下的巧巧完全不能想象的秘密故事。她进门一看见四张空荡荡的床便问：曾娘她们呢？陈国栋说她们已先睡下了。在陈国栋交待她厕所和水池的方位时，巧巧已开始解那个结成个大疙瘩的尼龙蚊帐，帐纱腾起一股辛辣的灰尘。巧巧又问：曾娘和小梅、安玲住一间房？陈国栋说，嗯。巧巧见陈国栋在她对面的铺上坐了下来，两道奇怪的目光扫在她脸上、身上。巧巧感觉有某种东西使这个男人产生了某种变化。她说：我去跟曾娘打个招呼去。陈国栋说，明天再打招呼。巧巧觉得变化中的这个男人已使她不安。她问：她们住哪个房间？
陈国栋撇一下尖削的下巴颏说：就在你隔壁。他的目光渐渐有了笑意，这笑意使他的文雅立刻成了假象。巧巧想，他这时怎么也该离去了，他走了自己可以方便许多。她于是拿出很不得罪他的腔调说：你还不去睡？你不瞌睡呀？
巧巧不知道自己这时的样子在一切男人眼里都是有了一点情场世故，有了一点手段的。她的脸尤其甜嘟嘟的。陈国栋眼里的笑意涨上去，说：我不瞌睡，看见你还有瞌睡？巧巧推敲他这句话是真放肆还是拿她开心，隔壁的门“嗵”的一声开了，接着出来一串沓沓沓的脚步。巧巧立刻喊了声“曾娘！”走廊的脚步没因她这嘹亮的一声叫喊而改变速度和方向，一径沓沓沓，拖泥带水睡意昏昏向走廊尽头的厕所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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