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杰克布·艾得勒被榨尽了价值，成了真正的人渣。
彼得至少该对这人渣说一句什么。
我的心慌慌的，就是等彼得的这句话。比如：May，我们对这位艾得勒先生缺乏公平。或者：以后怎样能偿还我们欠艾得勒的呢？我们欠他太多了。怎样才能得到他的宽恕呢？
整个一晚上，我听着钢琴曲和音乐中人们的低声交谈，其实一直在等彼得的一句话。哪怕说：可怜的家伙，算他倒霉，爱上你这小巫女！
彼得请我替他翻谱，我这才醒悟过来，果然是他要试奏他刚才即兴写的几个乐句。他的真实心情我不知道，但手指下的乐句在轻歌曼舞，是个心情不错的告白。我看着他认真、专注的侧影，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他替我翻谱一样注视他。这侧影很优美，没说的。我却好失望好失望。彼得怎么可以让我悬在等待中，就是不让那句话把我落实下来？
彼得弹得很出色，人们请他再弹两首曲子。他说了一句什么，周围哗啦啦地鼓起掌来。我发现一只手在捅我。彼得的手，人们是在冲我鼓掌。因为彼得刚才宣布那支钢琴小品是献给我的。
我受宠若惊，但我一直急不可耐等候的绝不是这句话。
杰克布一直没有回家，也没有任何消息，我的小继母这样告诉我。（那时候我当然还不知道杰克布已经进了桥头大厦的监狱）第二天下午，我教了一节课回来，听到的还是她这句禀报。家里又没小菜钱了。她羞怯地暗示我。
不久有电话打进来，找我的。我刚接电话，那边人诡秘地说：请等等，有位先生要跟你说话。我听见电话在两只手上交接了一番。
阿玫姐姐，你只管听，不要说话。世海在电话中用英文指示我。他的嗓音通过电缆传过来就露馅了，乳臭未干。阿玫姐姐，杰克布被日本人抓进去了。
我听自己说了一声“what？”
请不要插话，世海严峻地说。他现在给关在那座所谓的桥头大厦里。
到了一九四二年夏天，桥头大厦对谁都是个著名的所在。日本宪兵队用它关押收审抗日分子。
然后我便听说了杰克布·艾得勒事发的始末。他惹了一身祸，却跟他自身利益毫不沾边。
世海说：能不能请你去我家一趟？也许我爸爸能找到关系营救他。
我挂了电话就换衣服，换鞋子。一面飞快地想着父亲的一个姓刘的学生。那个学生的父亲在汪伪政府里做部长，不是教育部长就是司法部长。我打开皮鞋匠缝补过的小皮包，我发现里面的钱只够乘黄包车。我教钢琴课的课时费要到月底才能拿到。凯瑟琳跟着我乱转，问是不是杰克布有消息了。我跟她讲什么？什么也讲不清。我愣头愣脑地问：你还有多少钱？
做啥？凯瑟琳用应付查账的警觉口气说。
没啥。我没车钱了，给两个车钱来，马上还你。
她转身就走。我等着她给我拿钱来，却等来一本账，她指着一排排密密麻麻的数字：喏，艾先生的钱我没有花一分在自己身上。你看看好了。
我刚要说我一点都不怀疑她的廉洁，她哗啦哗啦说起世道如何坏透了，昨天顾妈出去买小菜，钞票在手里捏得紧紧的还是被小偷得了手。皮鞋坏了，拿到摊头上去修，结果摊头和皮鞋通通没有了，电灯泡买回来了只用了两天，蹩掉了！……
我从柜子里抓出两条长裙子，都是最香艳肉感那种，放在一张旧报纸里一裹，冲出门去。
这是下午五点多钟。你知道上海的夏天。夕阳又热又黏，走了一会就觉得一身的不洁不爽。我们这一带的几家寄卖行都让陆续登陆的犹太难民惯出了毛病，知道无论他们把价压得多低对方都会出手。已经倾家荡产的难民们为全家人吃一顿犹太新年大餐，宁可卖掉他们赖以过冬的毛皮大衣。他们就这样在上海精明的寄卖商手里一步步倾家荡产，走向赤贫，穿起了国际红十字会捐粮的面粉口袋的。
寄卖行的店员对着光仔细查看这条太平洋彼岸来的三手货。晚礼服是杏红色，前面两个主人滴在前襟上的香槟酒、冰淇淋汁、番茄沙司趁夜色混混还可以，在这样的查看下，太丢人了，我都为它们抬不起头。
这种东西我们卖不出去的。店员说，喏，这条裙子我们到现在都没卖出去。他指着一件象牙色太阳裙，质地精良，也没有那么多点点滴滴的“前科”。我一看标价，也不过几趟黄包车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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