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他花了大半天把棉袄棉裤上的糖揭下来，装进从糖厂偷的口袋里。然后他脱下棉袄，拆下缝在里子上的那块黑布和那团插着针的黑线。他把黑布缝在了棉袄脊背上。黑布不大不小，正好遮挡住“劳改”二字和下面的囚犯番号。泡过糖浆的棉袄针尖根本扎不进去，他的手被扎成一双血手才大致完成缝缀。
这以后的逃亡日子大致是这样，老几夜里行军白天睡觉。大荒草漠上建监狱，并对犯人松弛看管都是鉴于一个信念：没有吃的，放你跑你也跑不出去。老几却破了例。他的破例是个偶然，是个奇迹。棉袄棉裤上揭下的糖片可以补足他的给养，草地随处可睡，白天太阳把大草漠晒得阳春一般。糖够他三生吃的，吃进去的糖在他胃里酿成了醋，稍微喘息得深一些，就把满腹陈酿的醋泵上来，顺着食道直喷上堂，本来有牙病的牙都要给酸倒了。几次一来，嗓子给腌烂了，每一口糖下去，或每一口醋上来，都留下一道火辣辣的刺痛。
偶尔碰上顺路的游牧藏民回归他们的冬牧大本营，他就用随意的藏语和他们玩笑搭讪，再用一些糖片做礼，坐一段路的牦牛背，歇歇他走得血泡重重的脚。有一次碰到一家东乡族老乡，他用糖跟他们换了一只雪鸡，又学着他们的样连同雪鸡精美的羽毛一块在篝火上烧烤。那是他二十多天的逃亡里程中唯一一顿不甜的餐食。
吃完雪鸡后，老几告别了东乡族老乡。老浪子心情不错，有个留学生时代的歌就在嗓子眼做痒，但他还是把它硬压回去了。老几算着，老浪子还有多少天可以出现在婉喻面前。老浪子要好好地抱住婉喻，让婉喻知道这回是把她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婉喻来抱的，而不仅仅是一具女体；他的身和心是特地为婉喻而动情的，仅仅因为她是婉喻而不是任何其他女人。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四十多岁那些心猿意马的抱都不算，那都是尽职而已。甚至都不怎么尽职，时常敷衍，时常躲懒。
他脚板上的血泡全部爆破、所有糖片儿就要给他吃完的那天，他已经快要把偌大的荒草漠走到身后去了。这天傍晚，他碰到一条浅溪，马饮水那样伏在溪里灌了一肚子，又好好洗了个脸，把属于大草漠的面孔还留给大草漠。
至多还有一个礼拜，他就会见到婉喻了。他要告诉她，老浪子是冒着杀头的危险回来的。他是被你婉喻多年前的眼神勾引回来的。他太愚钝，那些眼神的骚情他用了这么多年才领略。他再不回来就太晚了，太老了。
老得爱不动了。
我祖母冯婉喻的眼睛长长的，介于双眼皮和单眼皮之间。眼睛的变换取决于她的睡眠长短、心情好坏。如果你看见她眼皮双得厉害，问都不要问就知道她头天哭了。她这双眼睛非常静，可以半天不动，你知道她的心也一样是静的，没有在想如何对付婆婆，如何整治佣人，如何跟丈夫多嗲出几个零花钱。只有安享清福的女人才会静成那样。
那是我祖父受到报纸上的文章攻击之后。他在学校和各种会馆、俱乐部的日子冷清了许多。对此他也认了，只要做学问还有他的份，挣钱还有他的份，他宁可不去求助对手的对手，在他们的杂志上反攻。再说他习惯泡咖啡馆、图书馆，那里有的是陌生人的间接陪伴。一天晚上他回到家，口袋里放着两张梅兰芳来沪演出的戏票。梅兰芳的戏票非常难求，他是偶然买到这两张戏票的。下午泡在奥地利咖啡馆里，一个投机各种票券的俄籍犹太瘪三把戏票贩到他的桌上。当然这是比正当票价高许多的票子。假如凑上来的瘪三贩的是一块狐皮，或一个号称路易十六的水晶盘，或者一张吉尔吉斯的手织挂毯，贩到焉识的桌上，他多半也会买下来。有时候贩东西的瘪三前脚走，后脚就有人揭露焉识上了当，买了假货，或花了冤大头的价钱，焉识也只会跟着人一块笑自己的愚蠢。他不想跟人家说，买下假货第一是因为他陆焉识摆惯了阔，第二是他受不了瘪三们的烦。瘪三们为了把蹩脚货换成钱要那样造孽地讨好你，马屁拍到天上，焉识只有买下货色才能从自己眼前抹除一副可怜可嫌的嘴脸。
揣着戏票回到家，婉喻迎到门厅来接下他的公文包，又给他脱下外衣。他想到外衣口袋里的戏票，便又转身回去取。这时听见恩娘在哪里说话。恩娘有几种说话腔调：女掌门人的，慈母的，还有就是此刻这种——一个病女人的。恩娘的病不少，心口，头，腰腿，两手心也有病痛。很多女人的病是她们的武器，恩娘最善于用这武器，一旦她自认为受了欺负需要反攻就拿出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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