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帘被拉开，我的浑身大汗顷刻凝下来。一看见那窗，我放了心；只要它还在那儿、亮着，它就还是我的。就今夜吧，怎么样？我对自己说。半年来，我总是在这个时间想到他。我终于从那一大片繁密的住户姓名上找到了他的名字，我把它写在一张黄颜色小纸片上，和一些英文生词一块，满满贴在写字台上方的墙上。
这夜我撕下这个名字，又搬出两大本电话簿。我的指尖从无数名字上掠过，气越喘越短。我想，我一定得打这个电话了，名字、电话号码、勇气都来得那么不易。
七位数的号码，我顶多按到五位，手指头就乱。于是我拳起手，只留根食指在外面，信号出来了，我一下又压下话机。那边若出来个“哈罗！”我这头该怎么说？说：“我想认识你。”或者：“我们一直是认识的，你一直在陪伴我……”
对，对。真是这样，你是惟一肯陪我醒着的人。或许这些都是多出来的话，一个“哈罗”就很好了，其他的，看“哈罗”后面的直觉。
结果我没有把这个电话打出去。不知怎么一来我还是将打电话的欲望压制了。
第二天早上去餐馆打工，意外地，工友们邀我参加折餐巾。他们在哈欠连天地议论一件事。一个工友在今早开车路过一座公寓楼，见到警察和人群在处理一位自杀者。他从楼顶一层破窗坠落，把楼下被陈雪压了一冬的草菊花砸出个“大”字来。是个男人，年轻的，像胎毛的软头发给风吹来吹去。那楼上的居民都在周围遛狗，都说不认识他。
当夜，我不再有打不打电话的痛苦踌躇，我躺在床上，将自己身体装殓进丝质睡裙，心里一遍遍默习工友形容他的模样，我熄了灯的独房公寓里是浑浊的黑暗。
（1）
那事过去十年了。许多人说我几乎是一夜间长大的，从那事以后。
当时我在一个旅馆房间里等我爸，他走了进来。
他不高，眼睛很逼人。他在想：她是谁？年轻到了傻呼呼程度的一个女孩——十七？十八？……差不多，我刚满十九。他还想：老萧蛮子那副脸模子长给一个女孩倒相宜了。老萧蛮子是我爸的别名，他写打油诗时用的。假若我爸和我妈没分居，假若旅馆不客满，老萧蛮子不会与他搭伙住在此地，我也不会在此地遇上他。此地叫西晓楼，号称艺术家避难所，多数画家作家文革中流离失所，回城没房住，便暂时落脚在西晓楼。我们刚想互相礼貌一下，电话铃响了。他从我第一句话就确信了我与老萧蛮子的关系。
我指控我爸存心躲避一场事关重大的谈话。学校一放暑假，在北京到南京的火车上，我就准备了一肚子词来干涉他与我妈的关系。他说他不爱我妈；我说他这么一把年纪了还讲什么爱不爱，快回家吃我妈腌的咸鸭蛋去吧。文人们刚从“红卫兵”、“军代表”、“工宣队”手里活出来，他们头件事就想起爱不爱来了；刚刚皮肉不痛苦，感情就“痛苦”起来。我妈纵有一千个不是，但千里迢迢把咸鸭蛋送到他那“流放地”，还是很动人的吧。
我爸在电话里说：“别扯那么多淡话，你快出来！你小韩叔叔有要紧会面在那房间里……”
“谁是我小韩叔叔？”刚才那个英俊的矮子？
我爸用不得了的口气说道：“他是韩凌！画家韩凌呐！……”
听我这边不作声，他更急地叫：“你快出来，别在那里捣乱！小韩叔叔下午两点要会见一个女朋友！”我挂掉电话，他从洗手间出来，朝我微笑。我怎么也喊不出口什么“小韩叔叔”。与他握手时，我发现他少了根手指，其他没什么不寻常。他虽不高大，却十分匀称，微笑如一般中年男人那样多少带些心事。
刚开门，迎头撞上路淮清，她是我要好同学的长姊，在电视台主持节目。她后面跟了个苗条女子，脸不太年轻了，却梳着齐眉刘海。我想弄清她俩究竟谁来相亲，便磨蹭着越走越慢。
淮清说：“干嘛走呢？穗子，我们都是来向韩老师求画的！”
“哪里好意思啊，韩老师的画滴墨千金！”齐眉刘海说。两位女士都在脸上涂了粉，也都仔细打扮过。几年前毛主席过世后，街头一下子添了许多涂粉的女人。
“穗子，”淮清对我说：“她叫张叶。”她停下，等我反应。见我呆得过久，又说：“她演过电影啊！”接着报出个把莫名其妙的电影名字。我忙深吸一口气。我不崇拜，但捧捧场逗人家高兴还是善良的吧。画家领我们走进里屋。这屋挂了些裱过的画，一幅是两只猴，一幅是匹卧骆驼，第三幅是条狗。狗上题款道：“纵是无语也可人。”我对着画长时间出神，觉得画里有种难懂的情绪。画家的技法很独特：将动物作静物画。画看去平面、滞板，色彩极暗，你却完全大出所料地在凝重色彩里发现一点腥红或翠绿，或一抹无来由的碧蓝，于是一种勃然感便有了，一种带有鬼气、灵光的勃然生命便出现了。看这些画你木木地看进去，直看到心被什么砸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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