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口气越来越急，我怎麽劝他也安静不下来。从他不太成句的话里，我完全能想象他最后那个激烈却徒劳的行动；他接过收据后，将那出入证一把夺回，狠狠用剪子剪成碎片。
我突然意识到，再我往测“谎”表格上签字时，lawerence的命令其实已被决定了……就是说，ＦＢＩ在向我强调这个测试自愿时，就知道外交部对lawerence的处置了。为什麽不放过我们呢?”
我们在电话的两边沮丧着，沈默着，感到我们各自背负的国家是多麽沈重，二十世纪末了，我和lawerence的结合还必须经历如此一幕；似乎古典，似乎荒诞。
“还没完呢——我还得去做那个测“谎”试验。”我说。“让他们去见鬼！”lawerence说。
“可我已经签了名，同意做了……”“从今天开始，他们要在打电话来烦你就直接对他们说：去见鬼！”
我想这大概是lawerence有生以来最愤怒的一次。他连夜给他认识的一位众议员写了信，将此事做了控诉性的陈述。几天后，众议员回信了，非常震惊，说无法相信美国竞存在着这样的一条戒规，更无法相信这条戒规真的被用来处理了一位普通外交官的婚姻。震惊之余，他表示遗憾，因为不能为我们的损失做任何补救了：他所能做的，是在国会提案，争取改变这条规定，不使任何其他人重复我们的不幸。
九二年秋天，lawerence和我在旧金山结了婚。他得益于自己的语言天赋，很轻易便在德国政府资助的商会里找到了工作，并负责西部分会。日子是平静的，明朗的，但我仍会冒出这麽个念头：他们真的放我长假了?我身后真的不再会有眼睛，电话上不再用耳朵了?会不会有一天突来个人，有客套又威逼地邀请我去做测“谎”试验?
……谁知道。
（1）
雨川是外省人，所以到这儿只有住到蔡家去。住了三天，雨川就断定蔡家绝不是婆婆嘀咕媳妇、小姑打跑嫂子、妯娌争丽斗艳那种正常家庭。蔡曜虽然很宠雨川，但父亲在饭桌上讲演时，他用轻轻一个“喷”，打断了雨川的插嘴。直到第四天，雨川还没见到蔡曜的弟弟。从早晨七点到十一点，每人在上班、出门、坐下来写作或织毛线之前，都会跑到紧挨厕所的一扇门前，叫两声：“老五！老五！”叫的情绪仿佛是紧张的，像叫叫看，那人是不是还活着。星期六上午，雨川决定不出门了，该逛的地方蔡曜全陪她逛了，她自己也想收收心，春节一过就到医院人事处报到去。还不知会不会分配她去门诊呢。护校的毕业生一般都被先分配到门诊去褪褪脾气。
“那好，我今天就上班去了。”蔡曜一边说，一边满身摸自行车钥匙。他在出版社当编辑，似乎实在没别的事可忙才去上班。他的优越处是稿源可靠：他所住的这座笼格似的楼里圈了一个省的文豪。
蔡曜穿戴好，想起什么，走回去，嘴里喊：“老五！老五！”那屋看上去不像睡人的，门特窄。雨川有回惊叫：“哎呀，那屋真像个储藏室！”
“什么‘那屋’，那就是个储藏室！”妹妹小品说。小品在大学当助教，一般上午十点才到学校去。她准时在九点五十分去叫“老五！”
雨川头几天逛得人很乏，晚饭后不久就睡了。一觉醒来听小品在和谁低声嚷：“让我先用厕所！你要先进去，我还不等死！”过一会儿小品踮足尖走到雨川床边，从头上往下拔发卡。雨川问她刚才在喝谁，小品爬进旁边的被窝，说道：“还能谁，老五呗！”
父亲完成了早晨的四小时写作，最后一个去叫“老五”时，母亲已在厨房弄午餐了。
雨川有点莫名其妙地慌着，等这个连晚饭桌上都未见过的老五被唤出来。一点回应也没有。父亲进厨房监督午餐质量去了。雨川坐在地毯上翻杂志，某种信号使她眼睛从杂志上升起来。她看见个细瘦的青年男子站在门口。她知道他是谁，却不能从容大方地叫一声“老五！”他头发很长，曲卷的，百分之二十是白的；额宽大，顺双颊很陡地尖削下来，加上一张很小的、略向里撮的嘴，他看上去有些女相。在雨川想象中，他与那个被全家吼来吼去的“老五”没一点相一致的。
他走进来，对雨川笑一下。很快地，他弯腰查看一番被雨川摊在一边的杂志，微微蹙了眉，怔着两眼心算一瞬，把雨川手里那本扯住看着说：“唉，秩序搞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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