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定回到家，纳闷了一些时间，渐渐忘淡了。直到有天老婆拆洗他棉衣，发现了这叠钞票，骂他不知为哪个“小婊子”攒下了这些私房钱，他才突然想起老头。他凶狠而沉默地从老婆手里夺过钱，再次来到那条城郊街上。
街上能闻到油菜花和粪肥气味。
他捱着门问，但没人知道这样个门牌和老头。他逐渐走出了街的末端，发现身后跟了一群热心好事的闲人。
他一直走近阔大无边的菜田，才看见一个柴棚样的小房，门上方有个手写的号码：三百四十一。门边一辆垃圾车，里面奇怪地存着一些残雪。
“噢，您是找他呀？”闲人中有人终于醒悟似的。“曾大爷！他死啦。去年冬天死啦！”无定一点都没有吃惊，反而松了口气似的。这样一个生命的消逝比它的存在更正常。这死让一切嫌恶他的、怜悯他的、心痛他的人都松口气。无定绕着房走着，看见几头大蒜挂在屋檐下。还有半串蒙着灰垢的干红辣椒。屋后有一堆杂七杂八的煤核，似乎是从许多不同的场地捡回抑或偷回的。一只麻袋里塞满塑料薄膜……
一圈转下来，那人仍在讲着关于老头的事：老头有个很好的孙子，孝敬，挣钱给爷爷花，混得特体面，要接爷爷一块去住他的新公寓，要天天给爷爷包饺子。但老头不愿去，老头告诉街坊，天天喂他饺子的好日子他过不惯，他怕那种被人伺候、供着的日子只会让他腻。“饺子天天吃也要腻。”老头最后一趟在小雪中推着垃圾车出门时，就这样亲口告诉人的。
“您是曾大爷什么人？”有人问。
“朋友。”无定答。
“也认识他孙子小臭儿。”
“对”
“他真对他爷爷那样好？”
无定停了好大一会，说：“真的。”
（1）
最初一个溜尖的、带戏腔的嗓门唤“被告”时，少尉不知被唤的是自己。自己不再是那个有着土得让他难为情的名字，四年军校才褪去浑身泥腥，肩上扛的两块硬牌能让三十来条年轻汉子噎住嗝、夹住屁、定住眼珠叫他“排长”的少尉了。
那嗓门再次顺四壁环游，拖着些似乎与他有关的人和事，他才猛一家伙收拢精神，认清了这个称呼。“被告”是我。这称呼一圈圈环游上升，顿时地，他感觉这天花板在升高上去，高了许多，像小时见的大庙殿，那高压出他的矮来。
“被告”是我。他慢慢抬起眼，温顺地认领了它。“被告”就是这么个东西：有着一颗满是深浅不一发茬的脑瓜，两个酸臭的胳肢窝。一张白脸白得像沤在胶皮雨靴里太久的大足趾。所有人都坐着，仅有他站着。还有他身后两个全身披挂的军人也站着。他们不是站着，是被威风、庄严、正义架着，架在他身后。刑车上，他们并没有对他唬脸，他们平和、淡漠，脸上表情去得干净之极。而这平和淡漠使他连喘重气都不敢，生怕一丝毫动作都会弄破它。
随他视线的升起，他先看到的是块白牌，上面是黑字“审判席”。黑字均匀地、一下下地锤着他的眼睛。很快他发现，被锤着的实际是他脑子。
少尉还发觉自己的嘴半开着，像村里乡亲看戏，看陌生人，看天空偶然爬过的飞机那样敞着两片嘴唇。我不能这样。他使劲将下唇往上收拢，使的劲使他牙关也抖起来。不一会儿它却又无力地与上唇脱开，拖垂着，像他浑身所有部位一样，若没这层地面托住，它们统统会无限地垂下去、坠下去。就这样，在接受“被告”这个陌生称呼时，少尉还原了他小村人的本色、原形。
“被告”就是他。是我。半年前那个快活地骂人，吹着口哨撒尿，馍馍一来信就乐得浑身痒痒的少尉没了，现在像人一样站着、活着、喘气儿的是“被告”。谁告的我？那个一声没吭死了的王有泉？那个活着时要么满嘴废话，要么嘴抿得像条愈合的伤口的司务长？不是的，他倒下时仅仅喉咙里发出微小的“咕咕”声，那大概是他的肺在排出一串啤酒泡儿。
“被告刘粮库，男，现年二十五岁，原××部队独立营少尉排长，山西省定县刘庄人。……”正对他脸，审判席的白牌子后面竖起一个人来。那人一手撑着桌子，一手擎着几页纸。少尉所有的故事都在他的几页纸里。所有的，除却属于馍馍的。一个人的故事竟可以如此简单地被讲述：“男，山西定县刘庄人……”足够了。那就足够引发其余的全部。不必去讲述那里的原怎样陡起陡落，劈出屁股大一片地，不论它长出什么都得供人去填嘴、填腹。父亲前头刨出脚丫大的红薯，母亲拾着拳头大的，孩子们则捉出指头大的。薯秧也不扔一根，锅空时，秧子便是惟一内容。秧子被有梗有叶地吞下去，又被有梗有叶地屙出来。少尉仍记着那东西狠狠顺着他薄透的胃肠扫下去，一路扒净他仅存的、有关“吃”的美好记忆与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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