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车前，八名全副武装的警卫等候在那里。女作家居然也等在那里。她紧抿嘴，一眼也不朝他看。警卫们七手八脚将他塞上车，然后他们一个挨一个地坐在车两侧的长椅上。他面向车尾跪在两排脚之间。一个兵伸手去拉女作家，女作家纵几次身子，却没上来。然后她说：“我不去现场了，你们走吧。”
少尉这时抬起头。她也在看他，眼被两泡泪胀大了。少尉不敢肯定自己看清了她眼里有泪；为怜惜他或为他不平而生的泪。那泪也许只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平等地说声：“别了。”
少尉被不成形状地搁置在一块土坪上。他弄不清自己是跪还是坐，或仅仅是往那儿一堆。送他来的刑车和警卫在将他卸下后很快离去，随即到达的是一辆被厚帆布蒙得严严实实的军用卡车，从里面跳出一大窝披军雨衣、戴雨帽，脸被大口罩捂得只剩一对黑眼的人。他明白，每件军雨衣里，都藏有一枝枪。
在他背后，他们窃窃私语地传达着口令。
“还差五分钟到四点。”一个声音说。
少尉睁开眼，以自己五分钟的生命再看一眼天和地。地与天之间有一点粉红。再上面一点是颗黄色的启明星；再往上，是很薄一片月亮，就像母亲说着“再别回来”时他看见的那片。
这时一声巨响。少尉觉得这响并非来自外部，而是轰鸣于他体内。在这响的同时，他感到自己被放大了一下。再一声响的同时，他看见天和地一下子被溅满巨大的血滴。
少尉看见了自己的死，就像看天、地、星和月，他自己血光四溅的死原来是可以被他自己看见的。
许久后，他还看见一个女性身影慢慢向埋着他骨灰的土坪走来。是馍馍。再近些，他却发现他看错了：她更像那个女作家。然而还不是。最后他确定，她是他的母亲。那是二十多年前的母亲，那时她年轻，刚生下他，把他作为一捧希望生到这个世界上。
他以草叶吹了悠长、暗哑的一声，像他童年那样地吹。他想她是听见了，因为她忽然开始远近地顾盼。然后她说：“再别回来，再别回来。”她将声音压得很低，因为那只是说给他听，只需他一人听见就够了。
女作家把自己关了多日，出来对人说她什么也没写出来，因为她一点也搞不清那个被判死刑的少尉的心理活动。
“他真年轻，太年轻了。我只记得他那哭的样子。当他听说自己被判处死刑时，他爆发性地哭起来，哭得完全像个孩子。”她吃力地忆着说着：“他从头到尾都很安静，是一种愚昧的，逆来顺受的安静。对了，他还没写完给他父母的信，执行时间就到了。他在信笺的最后一格点了三个点，点不下了，又在另起一行的头一格里点了三个点，完成了一个规规矩矩的省略号，像小学里，老师要求的那样。”
关于她心里无法形容的不适以及她见车载他赴刑场时，她突然的落泪，她都未提及。
女作家平平淡淡一摊手：“有什么可写呢？写出来无非是个顶通俗、顶简单的故事，连点惊险曲折都没有。”
才上山时天小晴，三四个弯一转，雾跟稠奶一样。到山顶时天白了，我们的司机常年颠在川藏线上，停下车，他也转颈子看，也说天哪能这样白。女兵都扭着腿跑，一路上没茅房，都说要炸了。跑出里把路，四五个人脱下皮大衣，背靠背站开，两手将大衣撑着，大家轮换，在当中空地上方便。想起藏族女人的大袍子，一蹲一站，挺优美地就解决了。
跑回去，男兵已等烦了，吼我们：跑那么远找抽水马桶呀？！
车再起动时，一个女人出现在弯子上。“搭个车嘛。”她说。许多藏民不会汉语，但这句都会。她脸不看我们，身子左扭右扭，样子又撒娇又耍赖。一车人都叫停，最后还有人壮了胆说：“这女藏民挺漂亮。”
沿路常见房子前有女人打青棵，打酥油，热了，将袍子全褪下来，胸上两块没形状的东西急着要帮忙一样动。看多了，忘了她们是女人。这女人很不同的。她着件墨绿单袍，不脏成这样大概是翠绿，肩非常薄、削，颈子、下颚都是薄、削。等人走近，她下巴翘起，两手向前探。又有人道破：她是瞎子。
我们帮她上车。她和一扁桶苹果都被搁在角落。她看看里，看看外，我们一车人都被她看成了风景。她看上去有二十六七，所以我们知道她实际上只有十六七，女藏人样子准准老她年龄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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