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滞重地看着他。一种渴望远远地来了。“你呢？”
“我碰过了。该你了。”
他把住我的手，伸过去。我的手似乎拄着他的；拄着他的虔诚和勇气。我和黑宝哥的手就这样去礼赞了。
黑宝哥被大大带回乡下去了。他写信来，说我可以去看他，他会带我去打鸟和找老汇。不知道老汇是个什么要紧人物。到了乡下，才弄清老汇是个家畜医生，会把公畜变成不公不母的。老汇总有炒栗子给我们吃，然后给我们讲笑话。他的笑话令黑宝哥笑死，我从来不笑。
我穿到乡下的是外婆刚给我缝的裙子，白底儿，上面有许多杂色小降落伞。而黑宝哥却说：“丑死！”
我说：“呸！”
“跟偷别人的一样！”他笑道：“那么大——从你妈那儿偷的？”
我想他说的不是真话。一般情况下我穿得再新再异他都不加评论，根本就没看见，没注意。这回他头一眼就咋唬了，就证明他看见了，注意了，没准还喜欢了。在乡下黑宝哥显得壮实多了，脸上没有挨揍的痕迹，也没了那股子狼狈和落魄。这是去打鸟的路上，黑宝哥要打斑鸠让我带回城给小璐子熬汤，小璐子不知为什么黄瘦了，一天天黄瘦下去。
走了很久，头也晒晕了。黑宝哥便来背我，我和他的汗顿时混得不知谁是谁了。他的脊梁漆黑，脖子上有一颗黑痣。黑宝哥黑得真俊，我想着，幸福着，幸福被他的步子颠得浑身扩散。
“你的裙子是新的？”
我以为他早忘了我的裙子了。我说：“嗯，今天才穿！”
他却没说什么了。碰到了鸟，他撂下我就投弹弓。打着了，鸟没死，断翅膀汩汩流着血。我把它拾进我的裙子里，想它疼得轻些。黑宝哥蔑视地笑笑：鸟早晚是个死。
我的新裙子就落了那么块血斑。在正当中，靶一样。外婆费一晚上洗它，也白搭。
第二天早晨，裙子没了。乡下风大，外婆断定是风兜跑了它。我想那条裙子想了好些时候。我家搬到北京，我还去布店找，看看还有没有那种布，白底兜，带杂色小降落伞。
后来就再没见到黑宝哥。有次有个童年伙伴寄来张大照片，我一个个都认出了，就是想不出那个戴眼镜的秃顶瘦子是谁。去信问，答说是“黑宝啊！”我发了半天呆。
那回我从乡下回来没多久，小璐子就死在医院了。死得猝，说是骨癌被误了诊。黑宝哥回来，已不再有小璐子这个人。
又一次出差，想着怎么也该去看看黑宝哥。他活得不怎么得意，一直住在老房子里。他的父亲继母带着弟弟小理理住到新房子去了。黑宝哥一直没娶，我自然明白这多少和小璐子的死有关。
去时他家没人。转到老旧的楼后，见到各家仍晾得密密麻麻的衣裳。我眼睛找着了黑宝家的晾台，那儿飘动着一条旧床单。忽然什么熟识东西往风里鼓了鼓。那床单中央补了块补钉，白底儿，上面是杂色的小降落伞。不会错，正当中，有块淡了的、却永不褪去的血斑。
清冷一个早上，老萧被妻子差出门办年货。自行车各个关节都在响，一村子人全听到，之后着想：还是老萧阔，出趟门“嘁哩咔嚓”一路响得气魄。路上的坑洼是雨季被牲口蹄子踏出来的，老萧的车轮只好在这路上走弹子跳棋。久了，车便与路拌嘴一样，上路就响得吵人。
老萧是个作家，全村人都知道。但没人知道作家是做什么的。问过，做“反革命”被贬到这麻雀都不搭巢的地方来之前，你老萧挣谁的钱？他答：作家协会管饭。简称就是“作协”。人咬着问：做什么鞋？老萧笑，心里却委屈着什么。
雪残了，烂絮一样这处那处地摊着。天不清爽，没云也没太阳。老萧烦这片又浑又脏的天，路边的死草全黑了。树全精瘦，这里的土地把它们也饿着。
进了集，头家是个馄饨铺，老萧想买一碗烫烫冷的腑脏，转念又愧作了。他工资被停发后，全家每人每月十二元生活费。他饭量大，抽烟，夜里读啊写地熬灯油，已经开销掉全家收入的一半还多。离开馄饨铺他安慰自己：这种东西还有个吃头吗？中间那点肉馅像用挖耳勺填进去的。难怪这里人把“吃馄饨”叫成“喝馄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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