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他已经上了火车！……也许车已经开了！”刘队长喊着。
可话筒里还在叽叽哇哇吵个不停。
团支书想不起他当时哪来的那么大劲，使自行车速度达到极限，并在沿途毫不减速。车后坐着徐北方，他扔掉了所有行李，惟一抱着那幅画。为躲避所有交通警，他们便穿小巷小街。等他俩满怀安全到达彼岸的喜悦跳下车时，一辆军用吉普已等在那里。
然后就不用废话了。
徐北方上吉普车之前突然郑重地跟团支书紧紧握手。这动作在此时显得又多余又滑稽。
而团支书却感到，他和这个人交往那么多年，到这时才算刚认识。只有这回，他目光里充满信任和依赖，而不像过去，他只能在他脸上看见嘲讽和恶意。他叫他“山里人”、“乡下佬”、“窝窝头”。而这次他一双眼睛如此温和，他感动极了。他们刚刚成为朋友，他就背叛了这情谊——几天后，这家伙瞒着他，决心要闯场大祸。不过也怪年轻的副主任做得太过火，逼得他走投无路。
副主任亲自诱导他，说画了那样罪恶的画又毁灭了罪证，这个情节就太恶劣了。要上美术学院也可以．但有个条件：必须把那幅画恢复原样。团支书偷偷对他说：“千万别承认！你要承认画了那种下流画，啥前途都完了。”他这时已完全没了自己的意志，快被攻垮了。他对年轻首长说：“我希望您说话算数——”
“我从来不讲不算数的话。只要你把画恢复原样，我还可以考虑你去上美术学院的。”
“可我没法把它恢复原样了。”
“为什么？”
“因为原来的画被涂抹之后，我突然发现它更深的主题……”他便对着这位首长推心置腹地大谈起什么主题思想来。因为他迫切地需要人来理解，竟对这位首长发生了错觉。
“很好，这样谈很好。你必须把画那幅画的经过详细写出来，交给我，然后……”
“你就让我去美术学院报到了，是吗？”
“那要看你写得怎样。你要老老实实地写，毫无隐瞒地写。能不能上大学完全看你自己的态度了。”
等他开夜车把它写完，交上去，忽然传来一个消息：早在几天前，年轻的首长已代表组织给学校发了公函，让校方除了他的名。徐北方这才明白上了当，那样可悲地被戏弄了。
他对团支书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耍弄我？”
他十分同情他，又无能为力，那套做思想工作的言词在此刻一句也用不上。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耍弄一个人？……”整整一天，他嘴里就念叨这一句话。等他听说他写的东西已送去打印，将发遍各单位，将组织人们参观他“肮脏的灵魂”时，他仍直着眼辩：“为什么要耍弄我？！”
当晚，他偷偷溜进库房。演习的枪支还没上交。他撬开箱子，取出一支冲锋枪。当团支书发现这一切，马上意识到这家伙去断送自己了！
保卫科来找团支书，让他写份书面材料，详细说明徐北方作案的情形。材料最紧要的一点，就是关于那支枪。当时，枪是团支书从他手里夺下的，因此他有义务证明这枪里有无实弹。他犹豫不决，不知该怎样写。他不想撒谎也不想不撒谎。在他正直的人生经验中，欺瞒组织和坑害朋友都是绝不应该的。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无论他偏向哪边，都会在他诚实清白的品德上留下污点。
保卫科在审讯徐北方时，启发他说：“你并没有杀人动机，只是持枪威胁，是不是？”
他回答得特别干脆：“我当然想杀了他！”
“可你的枪里并没压子弹！”
“废话！我当然压了。”
“你冷静些。事实上你并没压子弹！”
“你放心，我不会不压子弹的！”
保卫干事们认为这小子八成是疯了。从来没有谁把自己的罪行往大说的。审讯就此没了进展。当时保卫科的人赶到现场，把枪缴过来，发现枪里是空的，一颗子弹也没有。他们需要团支书王掖生证明的，就是这个核心问题：枪里究竟有无子弹。这个问题一证实，就能给这案子定性了。
徐北方被关的禁闭室在警卫连宿舍的地下。一天，他突然听见看守管他叫“徐老师”。仔细一看，原来是他四个死不长进的徒弟之一。徒弟倒认为老师长进颇大：过去连情敌都不敢打，如今却差点儿把一位首长给结果掉。只差一点，那个名气很大的、以“反潮流”闻名全军、而被老首长们私下叫做“机会主义分子”、“火箭干部”的首长就被敲掉了。从此徐北方在四个徒弟心目中陡然有了地位，尤其他一口咬定他的枪里有子弹、决不是拿把没子弹的枪吓吓人的松包时，他们开始用景仰的目光看他。私下里他们议论：徐老师宁死不屈，像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够棒的。每到食堂吃肉包子，他们就偷偷给他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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