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当然。
“主考人递给我一个小条子，上面写：请你大声说句话，再小声说句话。”
他做了个鬼脸。
“大声的，我喊：‘有废书旧报纸鸡毛鸭毛拿来卖！’小声的，我凑到他面前：‘粮票换鸡蛋，换不换？’……我就考上了。伟大不伟大？”
我辛酸地想：他今后为博取众人一乐，就要把自己歪曲得一塌糊涂。他笑了，我却因此笑不出。他出走的目的，是为哥哥争得一个独生子女不下乡的权利，这样父母就能复婚。
“不过我现在有点后悔……”小半拉儿说。“唉！算了，后悔也没用！”他对一切都大度，不然他会活不下去。他牺牲了自己，为哥哥捞了个城市户口，捞了一份挺不错的工作。他们合家团聚了，可他却要长久地远离家庭，孤单单地生活。我想他是为此后悔吧。
原来人人都会后悔。假如我也能像小半拉儿那样大度地说声“算了”，该多好。
许多天里，我一直在盯着这张报纸看。这位英雄、我的团支书、方脸盘军人，让我体会到“后悔”这词的无情。我后悔从来没把他的模样看清楚；后悔我不顾一切地把那九封信扔进火里；否则，决不会这样晚才认识他……
刘队长领着新兵们静悄悄走进来。他们不像当年的我那样傻，那样容易景仰什么。他们只是很惊讶地看着我：怎么会成了这副怪样子。他们像老师领来参观的学生，守秩序地围在旁边，与被展览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刚当兵不久，宣传队却解散了。可他们无所谓，不像刘队长那样想不开。他们年轻，去哪里都受欢迎，干什么都来得及。
新兵们仔细看着与我有关的一切：输液架、氧气瓶、白色的床和白色石膏里的我。他们不怎么敬慕。令我欣慰的是，他们也不装着敬慕。最后他们注意到我对面墙上的报纸，那是孙煤照我吩咐贴的。
我深信他是我葬送的。
我后悔的事很多，最最后悔不该为那几把乐器去送死。为唱一个高调，而葬送了他。泥石流停息后，没有找到他。他不见了，消失了，再也没有他这个人了。
整座大山成了他的坟墓。
他死得不管是伟大还是渺小，全是我一手造成。我将永生永世摆脱不了那恶梦般的深沟……
那样的深沟，只可能出现在恶梦里。我和他隔着深沟声嘶力竭、而又无声无息的呼唤。呼唤……
我相信世间有这么一种情感——
我相信我终于找到了久久爱慕的人。他不存在了，也许从来没存在过，但又有什么相干？那种爱慕之情并不需要一个实存的对象来寄托。我找到了“他”，也就对自己的痴情有了交代；对自己蒙昧而赤诚的年龄作了告别……
我最想跟他们谈的，就是关于“后悔”。
可他们，这些新兵们只管傻里傻气地瞧我，并不巴望与我交谈。
我待在硬壳里，是有理由被他们参观的。
但这样被参观太不好受了，因为我毕竟不是标本、化石什么的。
我想起那次参观恐龙。巨大化石使我感到巨大威慑。但遗憾的是，我在最后一刹那看透了它。化石的某个局部有点小破绽，我用手顺着破绽抠了抠，竟抠出一小块报纸！这个庞然大物竟是用纸浆做成，涂上颜色、上了釉料，再像拼装玩具一样拼起来的。这东西作为玩具是太恐怖了！当时，我没有把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怕大家扫兴，怕历史的严肃性被怀疑。
还怕人们像我一样，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悲哀。
我想我应该打起精神来，跟新兵们谈谈这些。
可我不能动弹，束手无策地被他们参观着。我渐渐感到难堪、恼怒。
喂，有你们这样看的吗？难道我他妈是个恐龙蛋？！
二稿于一九八六年四月八日
《绿血》问世后，有位战友打电话给我，说：“你把我写得太恶劣了，我真有那么可恶吗？”听他声音充满委屈，还有点悲愤，我笑了说：“你不如他可恶；但你也不如他可爱。”他又说：“那你写的究竟是不是我呀？”这下我张口结舌了。他如今已是位颇有名气的青年音乐指挥家了，却把小说与生活的关系看得如此直接。还有一位非常硬朗地活着的战友，我在小说中让她死了，自然更让我提心吊胆，怕她一旦向我发难：“就算我俩过去不和，你也不必咒我死啊！”那我更说不清了。虽然我用最高贵的一笔——死——来完成一个至美的人格，但我恐怕还是得不到‘彻底的原谅。我不如趁现在费些口舌，讲讲我对“死”的吝啬。我从不将“死”乱施于人。我认为此人物美得不能再美，必须用“死”才能把这美推向一个其他方式无法达到的高潮，让我自己的情感在此趋向饱和，我才舍得赋予他（她）“死”的奇异光环。尽管我这般累赘地表白自己用心善良，人家信不信却由不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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