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靠在不远一棵树上。我也在喘息。难就难在我想离开都无法离开他了。一种热情在我身体内蕴集。谁能告诉我，我没有法子抵挡这种诱惑。我只想他抱我，吻我，死死抱住我，不撒手。于是我走回去，他就如我期望的那样做了。我实实在在地贴紧他，感到拥有这场并不伟大，但有血有肉的爱情，也挺不错。我想，管它呢，等我有力量自拔的时候，再自拔吧……
走得太远了，我想。当我第二天又带领新兵大踏步地走在早操队伍里，想到昨晚，就感到像冒了一场险；在那个废弃空旷的工地上，只差一点，就会发生更过火的事。我的感情在黑暗中瞎闯一气，这时才看见它的破坏程度：我曾严密编织的拦网，已处处洞开。是走得太远了。
不能听任感情一味胡闹下去。我听着自己在队伍里喊着“一、二、三——四！”感情是任性的，它差点使我种种崇高追求前功尽弃。我爱那个散漫人物，真心地爱他。但顺从这爱，一切就太平常了。这爱是自然而舒服的，灵魂和肉体都显出愚蠢的贪婪相。它们需要这类舒服事来满足，在这时，它们露出极原始的生物状态。我爱他，还因为在他身上能找回多半个自己。我的那些尚未克服掉的缺陷，在这个人身上统统发展成残疾。爱他，就等于否定掉这些年的苦苦磨炼，抱自己丢弃的东西逐一找回。我走了偌长一段艰苦的路，不是为回到原先的起点。
从此，我便用残忍的法子对待自己。出操、扫地、喂猪、冲厕所，猛烈地干着这一切。在镜子里看到一个蓬头垢面眼神坚定而木然的女兵时，我不敢相信那是我。但她的确是我，我要的就是这副样子。我看到自己这副样子，心里便踏实了。我认为这是一种顽强的形象。我像一个自我囚禁的女修士，偶尔偷享了凡俗的快乐，便要用更苦的修炼来抵消它。一切令人舒服的、一切迎合人享乐欲望的，都是危险的。
我目前这副样子，却是我不曾料到的。我浑身雪白僵硬地躺在这里，思考人的天性是怎么回事。连团支书也有天性。他那样对我，不是天性是什么？军事演习结束时，宣传队演出了一场，团支书受了伤。他是从高空翻跟头下来跌伤的，因为舞台高低不平。他被人架下来，一条腿擦破，直淌血。我走过去，想用条手帕替他包一包伤口，他却生硬地把我的手推开。他看着那些血弯弯曲曲地淌，似乎在看一件挺称心的事。
不知怎么，那一刻我感到，被这样一个人爱着也不是什么坏事。
有人说团支书一直在偷着学画画，自从他搬进徐北方的屋子就开始学了。但人们问起他来，他总是很愤怒地说：这是谣言。伊农也愤怒地说：这绝对是造谣。于是大家对团支书学画画的传闻便一笑置之。徐北方听见这传闻往往是哈哈大笑。直到团支书正式拜他为师时，他反倒吓住了。
徐北方被美术学院录取后，整天发疯似的四处奔走。因为刘队长态度鲜明，假如能找着适当的人代替他，那他就走。他再也不住观察室了，四面八方乱跑，想找到那个“适当的人”。
因为徐北方不主张向高力复仇，他的四个弟子对他的处世哲学产生了大大反感，随后四个人便走得一个不剩。他无法满足刘队长这条——惟一一条合情合理的条件，因此便脱不了身。美术学院的某教师很器重他，宽限他的报到时间可以延长到开学三个月后，只要他在这三个月搞到一张单位介绍信。介绍信在当时是决定因素。但刘队长就是不肯松口，一定要他找到“适当的人”。
这时有个人便出现了。说，“我吧。”
大家定睛一看，是团支书。他庄严肃穆，充满信心，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开玩笑。
他当着许多人的面，又说一遍：“我行。”他不理会徐北方那瞠目结舌的样子，接着说：“只要你这三个月好好教，我保证行。”
等他走了，徐北方叹了一口气说：“瞧着吧，他以为这是漆门板。”但当他看到团支书几年来偷偷攒下的画稿，那种轻蔑劲就没有了。
人们奇怪极了，团支书跟徐北方这种人竟形影相随起来。
来了一群记者。他们搞得我不得安生，整整一上午都在启发我：“你失去知觉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什么？不，你应该好好想想。”
镁光灯对准我这具裹在白色硬壳里的躯体猛闪。他们走来走去，选择角度，好像有什么角度能使我这副僵硬的姿态变得好看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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