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白雪红尘》中的女性形象
张翎
阎真的《白雪红尘》一书，有浓厚的佐拉自然主义色彩，对生活采用断面切片的手法（SliceofLife），把情节对话几乎没有加以任何剪裁浓缩，及其写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对书中描写的几个男女形象和他们的悲悲喜喜，相信只要在海外生活过一段日子的人们，都会有亲切的感受和共鸣的。
该书写的是一个大陆的青年讲师（高力伟），为了和留学在海外的妻子（林思文）团聚，万里迢迢来到加拿大，以及他们到加拿大后在生活事业感情上遇到的种种挫折失意，最终选择归故里的故事。书里的人物经历，虽不能概括数以万记的“洋插队”大军所经历的各种心路历程，却也能引发我们看到我们这一代为各种原因移居海外的人们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所承受的困惑和痛苦。
该书里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在女留学生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一代的女留学生，为各种理想追求离开本土之后，对过去所处的社会地位文化环境的依恋程度远远弱于同代男性。《白雪红尘》一书中描写的一群人，移居海外之前都已在本土建立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基础。高力伟曾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名校，后来又在学业上一帆风顺，成为引人注目的学术新星。周毅龙也早已获得博士学位，在事业上如鱼得水。林思文虽非“呼风唤雨”之人，也在大学里有一席之地。至于高力伟在离开林思文之后遇到的红颜知己张小禾，书里虽没有对她的背景身分作详细介绍，却也不难想象，她出国前也非等闲之辈。同是国内的精英人物，移居加拿大后，对本土社会文化环境的反思角度却很有不同。以高力伟、周毅龙为代表的男士，对国内优越的社会地位难以忘怀，移居后对地位身分的异位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常援引以往种种以抒发对今日种种的感慨。这种对本土社会文化环境的依恋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往日的容光，却成为今日的包袱，使他们在对现实的选择上一步二回头，举棋不定。相反，林思文张小禾对高力伟的取舍态度上虽有不同，然而她们对以往在大陆的种种优越，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种近乎淡忘的态度，而更注重对现实和将来的计划。两人都认为“已为出国费了半条命”，就非要闯出个名堂来不可。这种对过去社会文化环境的人为“健忘症”，促成了她们对选定的移居道路意无反顾的勇气和决心。
对本土社会文化环境依恋程度的差异，又直接导致了对移居地社会文化环境的认同接受程度的差异。《白雪红尘》一书中的女性，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显然要比男性成功。除了女性天生的语言适应能力优异于男性外，女性能更快更容易地在心理上部分或完全地接受移居地的文化生活习俗，自觉不自觉地援用当地的行为准则来度量自身和他人的成功与失败，正确或失误，从而调整自己的生活目标。林思文对专业的选择，完全摒弃了个人的爱好因素，只以加拿大德满都市场需求为准则。她对宋洁偷东西后嫁祸于人的做法，采取的是超脱“人情”之上，近乎于冷酷的处理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已接受了“以法治理一切”的西方概念，与高力伟“以情为理”的思维方式格格不入。林思文在论文答辩受挫折事件里，并非一味归咎于“种族歧视”，而是找出症结实两位老师之间的个人恩怨，从而对症下药。高力伟周毅龙等男士们把在加拿大所经受的种种失意笼统地归咎于“种族歧视”，又从另一方面显示了他们对移居地文化的潜在排斥抗拒心理。
《白雪红尘》一书中女性形象的又一特点是：与男同胞相比，她们更懂得行为科学在个人成功中起的作用，从而更知道怎样利用和处理人际关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林思文处理与其导师赵教授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对人有敏锐的观察力，能准确地把握与赵的亲疏分寸，又巧妙地利用了赵与女助教之间的矛盾，用之来铺平论文答辩的道路。在为高力伟争取历史系奖学金和安排高与孙克力尔教授见面的前前后后的情节，也能看出林思文与人相处时的心机、机智和精明。相反，书中的男性在为人处世上似乎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困难。高力伟不能理解和接受兜售个人才能的概念，对林思文的交际手段常持嘲讽之态。竟把约见《星岛日报》主编谋职这样一件求生存的极普通举动，理解成为张小禾为爱情所作的牺牲。这种心态，是很难为张小禾所接受的。东方式的自尊清高和怀才不遇情结，不仅妨碍了男人们与周围环境的沟通，在他们心中筑起孤独的高墙，更使他们难以承受失败带来的挫折感。而以林思文张小禾为代表的女人们较能溶入周围的人和事，对环境有较大的宽容度，因而对生活事业上挫折没有显示出超乎承受能力的反弹，比男人有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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