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问我住在哪里，我告诉他是鲜水路二十一号，他惊奇地说：“是吗？九年前我刚来就住在那里，八二年博士毕了业才搬走。”我有点激动说：“那春夏秋冬的年历画是你贴的？”他说：“山水画，还在吗？都六年了！”又摇摇头，“六年了，六年了。”我说：“大陆第一个来纽芬兰留学的就是你？”他说：“是啊是啊。”我说：“你都读了博士还干这个？”他说：“干这个不好？有钱就好。”他告诉我他夫妻俩都是文革中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学量子化学。他在这里拿了博士学位却找不到工作，他的同学比他差，因为是白人，毕业就留校工作了。讲到这里他一笑说：“现在他们都当教授了，不过我赚的比他还多。当时我那个气啊，不公平！又挣扎着找了一年，放不下那个事业的理想。突然一天就恍然大悟了，事业是什么，说到底不就是活得好点吗？活得好不就是钱吗？”
我抓住这个机会说：“是啊，钱，钱都把人逼死了。我太太在大学读书，也没奖学金，还靠我挣钱供她呢，我找来找去也找不到一份工，心里那个急啊！”他也叹气说：“难啊难啊，刚来谁也是难，我刚来的时候还难呢。”我见他并没有帮忙的意思，心里急着再去找工作，便告辞出来。他送我门口说：“苦几年自己找份生意做，当自己的老板，还是有希望的。”我心里一动问：“你这餐馆多少钱开的张呢？”他伸出手张开五指张合几下说：“五万块。铺面租金每月三千五，我心里压力比你还大呢，生意不好就要了命了。”我说：“五万块我想着就是天文数字了。”他说：“刚来你这样想，明年你想法就两样了。”我念叨着：“五万块，五万块。”觉得这个数字有着某种神圣的意义，它在很远的地方向我遥遥呼唤。他又告诉我去年在城北富人区买了一幢房子二十多间，分期付款二十五年付清。他现在的理想就是提前十年付清。我说：“你前前后后二十多年辛苦，就是一幢房子啊！”他连连点头说：“加拿大就是这点理想。想着那房子，梦里醒来也笑一笑。在上海我们是挤怕了。我们一辈子这样了，为了孩子嘛。两个女儿都念中学了，成绩是这个。”说着伸了大拇指翘一翘。我怕他又要跟我谈自己的女儿，连忙赞道：“好幸福啊，好幸福啊。”跨上单车准备走。他给我一张名片说：“有什么生意带过来，凭名片就是特价。”我说：“等我有生意带，我就出头了，还早了点。”他说：“不要小看自己，什么事也是可能的，有朝一日，有朝一日嘛！”
踩着单车我在心里问自己，就算走运，有朝一日我混到了这一步，会不会觉得很满足很充实呢？这条路太艰难也太可怕了。我没有这份勇气，只能赚一把就跑。这样想着心里更急起来，觉得那颗心在油锅里煎着，恨不得到什么地方去抢一份工来做。回到家里思文还没有回来，我把标了记号的报纸丢到楼下垃圾桶去，用废纸盖住，计算着明天该怎么行动。听见楼梯上思文的脚步在响，我马上拿起《新概念英语》第四册歪在床上看。晚上思文在桌子上写东西，我捧着英语书坐在床上，心里乱糟糟的哄哄一片，象是有很多小蜂子爬在蜂窝上嗡嗡的响。手中的书看不下成句的话，心里沮丧着悲哀着，脸上仍做出若无其事的神态。我明白自己纸老虎的本相越来越难以掩饰，男人的最后一点自尊自信也越来越难以维持了。
第二天思文一走我又出了门。在门口我停了一下，心里有一种豁出去的慷慨，自己激动着似乎有了告别这个世界的勇气。骑车到了一家大的中国餐馆门口，那勇气又荡然无存。我觉得自己不是去找工作而是去讨钱。自己一无所长，老板凭什么要你？还没有进门我就预想到了失败的结局，这几天的忙碌使我有了这样的经验。算一算我已经跑了二十几个地方了。我把单车停在马路对面，来来回回地走，想等到中午看看这餐馆生意怎么样，一边在心里骂自己没有用，昨天还敢问一问呢，今天这都怕了。可骂完了还是没有用，不敢还是不敢，真没有办法。我想着如果它生意好，马虎一点凑合着也许就要我了。我又恨自己戴付眼镜不象个能做事的样子。到了午餐的时间，进去的客人不多，我心里凉了半截，每一个过路的人我都盯着他，希望他进去。又把自己的目光想象成一双无形的爪子，每一个从那门边路过的人被这爪子那么轻轻一拎就进去了。餐期快过去了，我越过马路从餐馆的窗下走过，窗帘遮住了看不到里面的情况。我发现最边上的窗帘张开了一条缝，便凑在那里朝里面看。还没得太清楚，发现一个应待小姐端着盘子停在那里，以哑口的惊讶注视着我。我马上往旁边一躲，绕一个大圈子越过马路，跨上单车飞踩。回头看时，那小姐正站到了门口朝这边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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