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哪又肯听，边打边说：“打，打！就是要打！对你这样固执的人就是要打，你不喜欢我我就是要打。对你除了打还有第二个办法没有？你自己说！”我一边拦她，嚷道：“打我还要我喜欢你！”她说：“你不喜欢我就要打！”我说：“打一个人还要一个人喜欢她！”她说：“一个人不喜欢我我就是要打！”我开了门想跑出去，她用脚把门抵了，又打过来。我迎面抓住她两只手，她说：“你松不松？不松我数三下！一、二、三！”我还不松，她弯了腰一口咬住我的手背，我痛得叫一声松了手，说：“我跟你说，再打就会出事的，到时候别怪我！”她边打边说：“出事怕什么，要离就离，以为谁稀罕你！还在想着自己是个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吧！”她追得我满屋子跑，我东窜西窜几次想打开门跑出去都被她堵住。这样窜着我感到了羞耻，一股倔劲上来站住说：“你打，你打，反正你现在打人是打惯了。”她扑上来又打几下，说：“我还懒得打了，今天够了。”说着坐在椅子上喘气。我看着她，冷笑几声，冷笑着声音渐渐增大，突然，莫名其妙地，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住了笑我把手拍得“叭叭”响说：“打得好，打得好！”说着开了门说：“太好了，太好了！”慢慢走下楼去。
一出了门就被强劲的风裹住，我哆嗦一下，想上去加件衣服，想想又算了，到厨房里把房东搞卫生穿的塑料雨衣披了。站在门口我歪了嘴朝空中笑一声，自己也不明白是嘲笑还是苦笑，沿着街道漫无目的地走过去。
走了不远忽然听见思文在后面叫：“高力伟，高力伟！”我忙躲到人家的门边，看见她在风中艰难地走着，一边叫着急急地过去了，头发在风中一飘一飘的。我又往回走，心中非常平静，没有激动也没有伤痛，只是手足沉沉的有些迟顿。我沿了街慢慢地走，街上没有人，人都被大风吹到屋子里去了。阳光带着一丝温热在大风中照出一个明朗的白天。走了很久我不知到了什么地方，折回去又不知怎么走到没有到过的街道上去了。忽然听到肚子“咕咕”一阵响，记起还没吃午饭，摸摸口袋有几个硬币，掏出来一只一只数了，有一块多钱。在路边的小杂货店买了两个面包，边走边咬，不知道有什么味道，真跟嚼蜡一样。心想可以骗肚子就算了，勉强塞进去几口。想冷静地考虑一下与思文的关系，想一会也想不出什么名堂，又觉得毫无意义，干脆抛开了不想。我对自己这种平静感到奇怪，想着大概是习惯了。面包还剩下一个实以难在下咽，就丢到路边，心想过一会就会有路过的狗叼走了，又想加拿大的狗可能不吃面包，要吃肉，刚才只买一个就好了。忽然我抬起头，发现自己面前是坡侧的那一片墓地。
二十三
站在那里可以看到墓地的全貌。
墓地四周被铁丝网圈着，高高低低不同式样不同颜色的墓碑一层一层斜斜地排下去，一直到坡底，大概有几千个，在太阳之下显得格外沉寂。风吹着落叶在墓碑间滚动，发出簌簌的轻响，又有几片被卷着向空中飘去。枯草在风中摇晃。几只白色海鸥停在碑顶一动不动，又有几只在墓地上空盘旋，渐飞渐低，发出嘶哑的叫声停到墓碑上。我慢慢绕了过去，往下走，我记得马路那边坡侧有一张铁丝网的门。
几个月前我第一次经过墓地，心中一动，又奇怪这么大一片墓地却在城市中心。每天经过，好几次想进去看看，但忙忙碌碌把这件事淡忘了，经过时也不再注意。我绕到门边，马路对面的枫林完全落叶，黑色枝杆铁似的举向空中。小车在马路上来来往往。我从铁丝网门中走进去，里面安安静静没有一个人。我沿了一条小路往里面走，枯叶在脚下发出轻微的断裂之声。这些墓碑高的有一人多高，矮的只齐膝盖。一个大理石的墓碑两米多高，我伸出指头在上面一按，马上感到了那光滑的质感，一种冰凉的感觉传过来。手指移开在碑面上留下一个清晰的指纹印，一圈一圈的看得清清楚楚。我仔细去读上面刻的碑文，在心里翻译过来。这个男人1836年生于圣约翰斯。1905年死去，生前曾经做过二十多年的市政府议员。又一个墓碑只有腰那么高，石质碑的下端生着绿苔。碑前放着一束花，已经枯萎，干枯的花朵还显出最后的残红，在风中颤抖。碑面没有尘埃，显然不久前有人清擦过了。我在墓前蹲下去看碑文，这是一个女人的墓碑，她死去也已经有四十年了。我惊奇地发现碑文上记载着她生前竟是纽芬兰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心跳起来，怕是自己看错了，又一行一行看一遍，在心里翻译着，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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