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她从学校回来，已经办了退学手续，告诉我那二千九百块钱奖学金要退回去。我还没想到这件事，急了说：“这学期都过了一半多了，再坚持一个月，到了圣诞节，就不用退了。”
她说：“学都退了，我开始也没想到。”我说：“已经过了一半，只退一半行不？”
她说：“这我还没想到要去问？问了不行。”我说：“人民币就是一万多块钱呢，一万块是多少你跳回到国内想一想！”她说：“十万块也没办法，这是规定。”我说：“再想想办法，总不能说给就给了。”她说：“你以为这里也可以找熟人想办法？人家按规定办事。”我说：“那五百块钱学费呢，那应该退给你。”她说：“那没有退，学是你自己要退的。”我说：“太惨了太惨了！”第二天她催我开张一千四佰伍拾块的支票给她，她再开张支票给学校去。我说：“干脆不给他们钱，再拼命赚几个月，回去算了。他们又到哪里去抓你！”她轻笑一声说：“人家是法治社会，那一套嘻皮笑脸的不灵。我还得在这里往下混呢。”我说：“那也不能说退就退了！”她说：“这件事就这样定了。你这样的人，只能引起别人的三种感情。”我马上说：“第一是喜欢，第二是不喜欢，第三是半喜欢半不喜欢。”她说：“第一是烦躁，第二是愤怒，第三是绝望。”我说：“象我这样的人还能引起别人三种感情，我没想到过自己有这么伟大。”
这个周末思文在《太阳报》上查到有个地方拍卖有桌子买，要我去运桌子回来。两人骑车去了。骑到半路，我又提起奖学金的事来，说：“你再到研究生院去问问，学期过了一多半了，钱应该只退一半，万一可以只退一半呢？”她说：“你别提这件事了好吗？”我说：“支票开出去就收不回了，你再去问一次，找院长，寻官不到秀才在，又不掉你什么。”她说：“我脸皮没那么厚呢，问过了又问，再问一百次，还是要退。”我说：“再试一次……”她打断我的话说：“你还说，你还说，畜生，王八，贼！”我大吃一惊说：“你是骂我？！”她说：“那还骂谁！别人响鼓不用重敲。这么难说话的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你自己说！”我说：“骂得好，骂得好，骂得太好了！骂了帮我下决心。我们俩没希望了，早就要下决心了。离婚，唯一的出路就是离婚。”她说：“离就离，怕你吧！”我说：“说了不要反口。”她说：“反口就不是人，跟你这样固执的人在一起短阳寿。”我掉转单车龙头说：“懒得去了，买什么桌子！”骑车回去了。
过一会她回来了，带了张折叠式的小桌子，砰砰地提上楼来。我躺在床上不理她，她也不理我，到厨房里去做饭。做好了她端进来说：“饭熟了啊。”我还是不动。她自己吃起来说：“想离婚就离，吃了饭再离还不迟，吃饭前要离也来不及了。”
对于思文，我已经没有那份感情。我尽责任维持着现在的局面。如果说舒明明在我们之间起了什么作用，那更多地是给了我一种启发，使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象思文这样的女性，是不适合我的。在国内的我还没有太多感觉，但到了这边，我痛切地感到这一点，而且也特别不能忍受。我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宽难以掩盖。她并没有错，环境也不允许她象我所希望的那样去生活；我也不以为自己错了，我不能去强迫自己的心灵感受。两个人都认为自己没有错，矛盾就更难调和。我已经在心中将思文和舒明明反复作了比较，我可以说出思文的更多优越之处，但感情还是倾向另一方。人没有办法在感受上强迫自己欺骗自己，在这里没有更多的道理可讲。
虽然我和舒明明之间已经了结，但那种形象作为一个模糊的影子在我心中遥遥召唤，这种召唤使我对思文越来越失望也越来越难以忍受。但要我把“离婚”这两个字说出口又是那样困难。我并不担心自己，我在这里毫无自信，却知道回国了自信能够恢复。我担心的是思文，让她一个人留在这遥远的地方，我心中不忍，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命运等待着她，搞得不好就误她一辈子。三十多岁的男人和三十多岁的女人毕竟不是一回事，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没有特别公平。对这种差异洞若观火的理解，使我怀着不忍的心情等待着，希望思文理解到暂时的优越并不是那么可靠。可是，直到现在事情并没有一点转机，反而一步一步往坏的方面滑下去。她今天这样骂我，使我良心上解脱了，有力量推动婚姻解体的进程。我在内心有一种解放的感觉，既然她把事情做到了这一步，我那种恻隐之心也就再没有必要那么强烈。提到离婚的时候她那么自信，我在心里还感到了一种轻松，也许，她完全有把握面对以后的生活，而我的忧虑是完全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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