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一直满意自己在灾难中坚守着一系列人性、人道原则，这当然不错，但在这个原则之下，应该还有一些活动空间来救助家人，我却把这些空间堵死了。我错误地认为，所有的空间只有黑白分明的两半，而不知道中间还有不小的灰色地带。黑白分明？除了人性、人道原则之外，我哪里分得清还有多少黑白界限？四周都被污浊充塞，所谓干净也只是一种自我幻觉。我知道一切罪名都是诽谤吗？我知道中国应该走什么路吗？我知道国际的价值标准和人类的终极关怀吗？都不知道。因此，我所默默固守的，很可能只是与造反派的一些微小差别，连自认为在血泪缝隙间的学术写作，现在一看也愚钝破陋。既然如此，我何不退后几步，放低姿态，尽量减少一点爸爸、妈妈和全家的实际痛苦？
大概是教育所致，我一直相信，家庭亲情，应该让位于社会大道。历尽灾难方纔明白，家庭亲情本是社会大道，尤其在家破人亡、饥寒交迫的时代，更是这样。
我的新课本，就是爸爸写的那些借条。
他向造反派伸手了，而且只是索要家人温饱。但显而易见，他比我崇高。作为他的大儿子，而且是他被关押后家里最大的男人，我羞愧难言。
突然想起了我们学院的陈汝衡老先生。我在前面写到过，他在造反派歹徒假装要枪毙他的时候，一步步走到墙角后突然回身跪下，恳求道：
小将，小将，
不要开枪！
我下有妻儿，
上有老娘……
这事我当时听到后因联想到爸爸曾悄悄擦泪，但还是没有参透其间深义。陈汝衡先生是一位悖时老学究，把枪毙当真了，因此他的“临终”表现完全出于本能。他没有喊政治口号，没有摆学者风度，也没有发雷霆之怒，他跪下了，恳求了，而且把歹徒称作“小将”。
这种种动作如果被今天的大批判干将和职业诽谤者们知道，一定会上纲上线为“没有骨气”、“卑躬屈膝”、“软骨虫”、“怕死鬼”、“叛徒”、“汉奸”，就像当年的歹徒们宣布枪毙他的理由是“在国民党反动政权下写诗作文却不与国民党斗争”一模一样。但我现在看来，再也没有别的作为，比陈汝衡先生那些本能动作更能揭示一场灾难的恐怖本质的了。
与我爸爸一样，陈汝衡先生不是英雄，但同样是一个有家庭责任感的中国男人。
从爸爸的一迭借条，我想，人生在世，免不了向外界借取，包括向自己不喜欢的群落。
一个男人，要把家庭橕持下来极为不易，更是免不了常常要发出索借之声，伸出索借之手。
仅仅为了我，爸爸让我暂时跟着妈妈借住在家乡，家乡毕竟无法完整地培养一个孩子，
他又花出极大的精力，让我借住在上海……
他向大地索借着儿子的生命支点。
而我，却以为是自然的生命过程。甚至，以为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这些年，爸爸很少接触媒体，却从看病的医院里知道了我的一点点社会知名度。他并不为这种知名度感到高兴，但由此推断出上海这座城市对我的重要性，心里踏实了。
我给过他一本《文化苦旅》，他因眼睛不好，读读放放，并不怎么在意。平日就塞在手提包里，有时去公园闲坐时拿出来翻翻。有一次他去医院检查身体，完事后穿衣理包，准备离开，看到几案上有这本书，就自言自语说：『真是糊涂了，刚纔怎么把这本书掏出来了。”正要伸手去拿，医生笑着说：“老先生，你搞错了吧，这是我的书。”
爸爸一时没回过神来，说：“没搞错，这是我儿子写的嘛，你看这署名……”
这事的结果，当然是他受到了格外的尊重，而且这位医生请他带着那本书回来要我签名。以后他每次去看病，都有医生、护士事先准备好一迭迭我的书要我签名。这实在有点把他闹晕了。
他想，在那些书上，我签名时还写着请那些医生、护士“教正”，那就应该由我赠送纔对，否则很失礼。于是，他到书店去了。
“有没有一本叫《文化苦旅》的书？”他问。边问，边递上一张他事先写好的纸条，上面就写着这个书名。他觉得这个书名用上海话一念，声音完全含在嘴里了，别人一定听不明白。
书店职员没看纸条，随口答道：“卖完了。但他新出的书还有，要哪一本？”
爸爸怯生生地问：“新出的？叫什么？”
书店职员从书架上各拿一本放在他面前，他也不看内容，只要看清楚署名确实是我，就把那一堆都买回来了。我下次回家探望，他很不好意思似的推在我面前，要我签名，然后送给医生、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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