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卓然说，好啊，想当年我们“四条蚂蚱”，有三个走到革命阵营，殊途同归，革命不分先后，走到一起就是同志。只是，可惜了郑霍山，他要是在这里，我们的力量就会大大加强。汪亦适说，郑霍山不是铁杆的反动派，他只是对新政权的政策不了解，被国民党的那一套鬼迷心窍了。如果你们真心重用人才，可以劝说他回到杏花坞来，当一个新军队的医生。程先觉说，汪亦适，你政治上幼稚。郑霍山那个花岗岩脑袋，是你能说动的吗？汪亦适说，我不认为郑霍山是花岗岩脑袋。相反，我认为郑霍山可能是我们中间最有前途的医生。肖卓然怔了一下，看着汪亦适问，你是说，你就没有可能成为最有前途的医生，还有程先觉和我？汪亦适说，都有可能，事在人为嘛。但从眼前的状况看，还是郑霍山最有可能。可是你们老是让他脱砖坯，还有比这更大的浪费吗？这比粮食烂在田里，还要让人痛心。
肖卓然说，汪亦适，如果派你去劝说郑霍山参加解放军，你估计他会答应吗？汪亦适说，你是副院长，是解放军的红人，还是你亲自出马比较合适。刘备尚且能够三顾茅庐，你一个副院长，就算再日理万机，跑一趟三十里铺总不会太难吧？肖卓然笑了，不怀好意地看着汪亦适说，哈哈，老同学你露馅了，你是不敢再去说服郑霍山了，经验教训啊。一个多月前，你就吃过他的大亏。难道你想让我也去碰一次壁？我告诉你，碰壁我不怕，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劝说郑霍山参军。汪亦适说，为什么？难道就因为他是俘虏？你们医院里不是也有俘虏作为留用人员吗？肖卓然说，政审是一个问题，以郑霍山目前的表现和态度，政审肯定是过不了关的。但这还不是最要害的问题。汪亦适说，那最要害的问题是什么？
肖卓然抬起头，向天上缓缓移动的云朵看了看，什么也没有说。停了一会儿才问，听说姚大姐在你们这里看病，好了没有？程先觉说，还在里面，几个女人在嘀咕。肖卓然说，怎么还会有几个女人？程先觉说，舒云舒，还有她的大姐舒雨霏，听说要调回咱们皖西城，正在办手续。肖卓然哦了一声，来了精神，手一挥说，走，看看去！说完，领头往诊室方向走，程先觉和汪亦适只好跟在后边。走了几步，肖卓然停住步子，回过头来看着汪亦适说，以后说话要注意，什么你们医院、你们解放军、你们新政权，什么叫你们啊，现在是我们，人民当家做主，一切都是我们的。要有主人翁意识。再也不要说你们了，以免给人感觉离心离德。汪亦适没有吭声。
直到几年以后，汪亦适才弄明白肖卓然当年说的“最要害的问题”是个什么意思。在郑霍山的问题上，肖卓然自有自己的考虑。郑霍山顽固，对这样的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急于求成，如果不是他心甘情愿做的事，或者他暂时还不想做的事，那他就会拧着来。你越是急，他越是不以为然，你说东，他偏往西。所以说，在荣军医院初创时期，没有重大医疗任务，不到万不得已，没有必要把郑霍山弄来捣乱。这个原因还在其次。其实，那天程先觉和汪亦适的争论，肖卓然已经看出端倪，新政权刚刚建立，医院也刚刚创建，百废待兴，千头万绪，忙乱之中，也往往漏洞百出。这个时候领导人的威信和政策的权威性，既是敏感的，也是脆弱的。如果这个时候把郑霍山生拉死扯地弄进来，这个嘴无遮拦的搅屎棍子一定会大放厥词，没准又是当年如何如何，在三十六师如何如何，当年薪金如何如何，待遇如何如何，设备如何如何。几个如何下来，不被打成反动派才怪。
依肖卓然的观察，解放军派到医院的领导都是胸怀大度的人，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可以容忍对他们个人的诋毁，绝不会容许对新政权说三道四，这个时候，他们往往又是敏感的、狭隘的。而随着医院基础设施的完善、规章制度的健全、行政和业务秩序的规范，方方面面条件都成熟了，再把郑霍山这尊神请回来，擦亮他的眼，堵住他的嘴，他自然就没有那么多牢骚，也就没有那么多危险了。肖卓然这一年虚龄二十一岁，以二十一岁的人生阅历和经验，能把问题想得如此周密，足可见肖卓然具有搞政治的天才，所以后来他被丁范生戏称为青年政治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新组建的医院人才奇缺，为此丁范生很是着急上火，求贤若渴。当时的一个普遍做法就是在当地旧政权的医院里挖掘人才。在这个问题上，丁范生依靠的主要力量是肖卓然。肖卓然说，如果宋雨曾校长还在皖西城，这个问题就好办得多，宋雨曾德高望重，多年行医执教，桃李满天下，可以说一呼百应。问题是宋雨曾现在下落不明。丁范生说，下落不明好啊，下落不明就有希望，你们给我找，挖地三尺也要找到。肖卓然说，挖地三尺也未必能找到。我在皖西解放前夜，之所以坚持最后离开杏花坞，就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想得到宋校长的线索，可是没有结果。有一个说法是，他已经被军统秘密裹胁到江南，解放军过江之后，可能已经到台湾了。还有一个说法，说宋雨曾被裹胁到江南是不错，但是解放军南下之后，宋雨曾并没有跟随国民党溃军到台湾，而是被当地开明人士保护起来，又秘密地返回到皖西城，隐居一隅，静观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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