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范生转向肖卓然问，肖副院长，你还有什么问题？肖卓然说，我保留意见。如果必须很快开展这项工作，我想请假。丁范生说，怎么，撂挑子？你肖卓然同志不至于这么小家子气吧？肖卓然苦笑说，就算是吧。
荣军医院厉兵秣马要轰轰烈烈地开展“清除革命功臣体内隐身炸弹”活动的时候，郑霍山还在三十里铺的窑岗嘴脱砖坯。小城解放三个多月了，俘虏学习班的人大都作鸟兽散，有的查清了问题，表现进步，已经被新政权吸纳到有关工作岗位上了。有的志愿回到了家乡，参加当地的社会主义建设去了。也有极其个别的，被查出重大历史问题，加之隐瞒不报，妄图变天，暗中散布反革命言论，一经查实，送到监狱去了。剩下的，只有稀稀拉拉不到十个人，还在这里苦度日月。这里面就有郑霍山和楼炳光。
这些人也是五花八门，譬如楼炳光，说没有问题吧，正准备打发他回老家，学习班的领导就会接到一封莫名其妙的举报信，检举楼炳光在皖西城解放前夕做过某某坏事。领导便组织力量去查，一查，事是有那个事，但又不完全是那么回事。过了几天，再次准备遣散楼炳光，学习班的办公室里又会出现一封举报信，揭发楼炳光的另一件事。组织上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还得认真核查。这样七查八查，耗去了不少时间，楼炳光只好老老实实地脱砖坯。
奇怪的是，像楼炳光这样的倒霉蛋还不是他一个，俘虏学习班里共有四个这样反复被揭发从而需要反复被审查的人。郑霍山是另外一种情况。学习班给他的结论是“坚持反动立场，顽固不化”。这样的人，放是不能放的，送监狱吧，好像又没有查实有重大犯罪活动，关起来也不妥，只好暂时放在俘虏学习班劳动改造。通过皖西专区城工部，肖卓然调阅了俘虏学习班管教人员同郑霍山的谈话。管教人员问，郑霍山，你在解放前杀过人没有？郑霍山回答，我没有杀过人，但是我救过人。管教人员问，救的是什么人？郑霍山答，救的是军人。管教人员问，是哪家的军人？郑霍山答，是中国的军人。管教人员问，是共产党的军人还是国民党的军人？郑霍山答，国民党的军人我救，共产党的军人我也救。因为我是医科学校的学生，见习军医。管教人员说，你老实点儿，明确回答，你救的是共产党的军人还是国民党的军人？郑霍山答，我是国民党的医科学校的学生，见习军医，我救的当然是国民党的军人。如果你们让我变成共产党的医生，我肯定会救共产党的军人，这是常识问题。管教人员说，你是否拥护新政权？郑霍山说，我还没有看见新政权是个什么样子，谈不上拥护不拥护。管教人员说，如果让你参加工作，你是否愿意接受新政权的领导？郑霍山说，那要看新政权领导得好不好。新政权如果领导得不好，我为什么要接受？肖卓然看了这份记录稿，就觉得郑霍山的问题麻烦了。新政权可以说给这个人很多的机会，但是都被这个搅屎棍子自己给搅黄了。
肖卓然并不是现在才想起郑霍山，早在他得知自己没有分配在政府办公室或者城工部的时候，在他到杏花坞参加荣军医院的筹备工作的时候，他就开始考虑郑霍山的问题了。他不喜欢郑霍山，不等于说他不需要郑霍山，但是郑霍山何去何从，不是他能说了算的。肖卓然向丁范生告假，并非赌气撂挑子。“清除革命功臣体内隐身炸弹”的活动，是他首倡的，这件事情做好了，他功不可没。但是他担心出问题。就在那天会上，他又产生了一个灵感，这个灵感既能帮助医院解决设备问题，又能在政治上帮助汪亦适和郑霍山。应该说，肖卓然的出发点是很好的。他先找了汪亦适，意思言简意赅，陈述新政权的困难，医院面临的窘境，尤其是在没有X光透视机的前提下大规模地搞什么“清除革命功臣体内隐身炸弹”，可能会产生危险和负面影响，这一点汪亦适是很清楚的。现在新政权不允许向民间强行摊派，但是名流贤达自愿捐赠则另当别论。肖卓然向汪亦适反复强调并反复解释自愿和捐赠这两个概念，汪亦适不动声色地说，我明白了，要共产了。可是我本人一贫如洗，我们家的财产也不归我管。
肖卓然说，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达者兼济天下。我跟你说心里话，凭直觉，财产多了并不是好事，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你要那么多财产干什么？强盗惦记，土匪惦记，毛贼也惦记。汪亦适说，还有你也惦记。肖卓然笑笑说，我跟你的情况差不多，我们家虽然比不上你们家大业大，但是也有良田近百亩，我这次不光是劝说你和郑霍山，我肯定是要拿大头的。我们四个原江淮医科学校的同学，要为新政权贡献一份厚礼，凑钱买一台X光透视机。汪亦适说，家父管理钱财一向精打细算，不该花的一分不花。我心里没数，你是不是派我回去讨要？肖卓然说，那是最好。不过眼下丁院长正在紧锣密鼓地要搞“清除革命功臣体内隐身炸弹”活动，你可能走不开。你写封信，我亲自登门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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