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两天，果然有风声传来，说地方一些部门和机构，已经实行留用人员重新登记了。这无疑就是个信号。一时间，在旧政权和旧军队的留用人员中风声鹤唳，传言四起。其中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共产党解放军刚刚解放皖西城的时候，出于稳定局势的需要，也出于急于恢复秩序的需要，暂时利用了旧政权和旧军队人员。现在，老蒋跑到台湾了，共产党的江山坐稳了，解放军腾出手了，开始收拾这些旧人员了。再加上旧人员当中确实有顽固的反动派，勾结大别山残余的匪特，煽动留用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和技术人员，暗杀新政权的干部，破坏城市设施，散发反动传单，这就使得共产党解放军对留用人员的信任度大大降低。重新登记，重新审查，重新甄别，完全是必要的。
程先觉思前想后，判断自己即将面临的问题。他一遍一遍地梳理自己方方面面的表现，没有什么把柄可抓，但是他还是心虚。他一直闹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忐忑不安惶惶如丧家之犬。后来他总算有一点明白了，他没有做坏事，没有搞破坏，没有同匪特勾结，这都是事实。但是，这不等于他以前没有做过坏事，譬如国民党三十六师在蚌埠跟解放军打仗的时候，他作为见习医官，也曾经被派到前线去为国民党军队包扎伤兵，这就很有可能成为把柄。这样的事情肖卓然也做过，但是他能跟肖卓然比吗？肖卓然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他去做那件事情，不仅可以理解是为了掩护身份，还有可能干脆就是奉命行事，到前线搜集国军情报的。
让程先觉略感安慰的是，这种事情汪亦适也做过，现在留用的人员中，很多人都做过，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候身份不一样，身不由己，不得已而为之，共产党解放军应该既往不咎，再说也罚不责众。这样一想，程先觉就好受一些了，但还不是彻底解脱。终于有一天，他想起了一件事情，一想到这件事情，程先觉就不禁冷汗涔涔了。他想起的是皖西城解放前的一天，关于起义的那桩事情。程先觉并没有糊涂，那天本来是汪亦适劝说他起义，并让他先走一步，向解放军说明，汪亦适继续劝说郑霍山。按说，在这件事情上，汪亦适比他主动、比他做得多、比他功劳大。可是阴差阳错，鬼使神差，汪亦适迟迟未到。而就在他程先觉瞻前顾后、踌躇不前的时候，天上掉下个肖卓然，他一举成了起义者，而汪亦适从此成了俘虏。刚到三十里铺城市建设学习班的时候，他无比庆幸，他明白自己是一脚跨进了新政权，而汪亦适一脚跌入到烂泥坑。这也许就是命运使然，不是他程先觉能够预料的，更不是他能够主宰的。因此，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责任。
可是，仍然有问题，半夜里程先觉常常在梦中惊醒。问题到底在哪里呢？问题出在一句话上。
在三十里铺学习班的时候，他被称为有志之士、积极分子、解放功臣、人民朋友。他踌躇满志，春风得意，眼看着锦绣前程从远处款款飘来。就在这期间，汪亦适的管教干部去向他了解汪亦适在解放皖西城战斗中的表现，因为汪亦适声称自己是起义者，程先觉就是他劝说成功的。程先觉的脑子当时转了一下，不，他不能承认他是被汪亦适劝说的，他是主动的、义无反顾的起义者。既然他在见到肖卓然的时候没有说明他是汪亦适劝说过来起义的，那么现在他仍然不能这么说，将来也不能承认，否则就是对党隐瞒事实真相，否则就是不老实，否则就是贪天之功为己有。就这一念之差，导致他矢口否认他是汪亦适劝说起义的，从而也使汪亦适有口难辩。
将错就错，一错再错，短错扯出长错，小错酿成大错，终于不可收拾了。终于，现在麻烦了。既然要重新登记，重新审查，重新甄别，那么这段历史会不会被挑出来重新说起，汪亦适会不会坚持？假如舒云舒、郑霍山、李开基等人都给汪亦适证明，假如共产党真的采取心理战术，或者严加审讯，他会不会把持不住说了真话，把那件事情的本来面目说出去？一旦说出去，他即便不被扣上欺骗组织的帽子，也一定会落个卑鄙小人的下场！程先觉的精神苦难从此就开始了。
过了几天，又有消息传来，李开基并非自杀，他和另外一名被俘在训的原医科学校少尉见习医官当真接到大别山匪特的拉拢信，也确实萌发了潜逃的念头，结果被管教干部察觉。在李开基和这名医官潜逃的时候，皖西公安机关将计就计，联系部队暗地跟踪，击毙六名特务，其中包括潜逃的那位医官学员，抓获两名，李开基已移交司法机关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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