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不仅汪亦适备受煎熬，程先觉如坐针毡，就连肖卓然的日子也不好过。肖卓然没有想到，当初他挖空心思采取各种手段动员起义、归附、投诚的二十多个原医科学校的留用人员，在近半个月里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受到审查。有些人还比较坦然，像汪亦适，实话实说，让去谈话就谈话，谈完话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清除革命功臣体内隐身炸弹”还有些后续工作，连地方都知道了，荣军医院在搞政审，原先国军医科学校留下来的那些人可能要被清除出去，汪医生可能要坐牢。传说越来越玄乎，几乎到了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地步。地方上有些参加过战争的游击队和民兵干部，有的火急火燎的要到荣军医院“排雷”，怕汪医生垮台了，他们体内的隐身炸弹就永无出头之日了。当然也有人另有想法，怕这个时候去做手术，就是送到菜板上的肉，万一汪医生想不开，狗急跳墙搞报复，往革命同志的身体里塞上棉球搁上一把镊子，那不就是做了牺牲品了吗？这种可能也不能排除。
希望赶在汪亦适垮台之前来找他做手术的人毕竟还是多数，所以汪亦适还是很忙，白天一台一台地接着做手术，那个用来盛弹片弹头和其他战争遗留物的脸盆，已经快装满了，每天还在叮叮当当地增加着内容。丁范生指示，这些东西不许扔了，必须保留，以后可以作为荣军医院初创时期工作成绩的见证。有天晚上，肖卓然到汪亦适的宿舍里看望汪亦适，想跟他谈谈，摸摸他的思想状况。汪亦适见到肖卓然，神情有点淡漠。肖卓然说，我原先对这个问题估计不足，认为回到革命队伍就是革命者了，这说明缺乏经验，犯了小知识分子轻信幼稚的毛病。但是从大局上讲，从纯洁革命队伍的立场上讲，政审是必要的。有问题自然要说清楚，没有问题自然会水落石出。这不是坏事。汪亦适说，我当然知道不是坏事，我倒是希望借这个机会把问题弄清楚。
肖卓然说，我知道你的历史是清白的，现实表现也很好。这个程序走完，就再也没有思想包袱了。汪亦适说，我本来就没有思想包袱。我是学医的，国民党需要医生，共产党也需要医生。这一点我看得明白。肖卓然说，你能够这样看问题，我真是感到欣慰。要是大家都能这样深明大义、泰然处之就好了。人与人不一样啊！
肖卓然感慨的是程先觉。程先觉在接受政治处谈话之后，就处在一种惶恐不安的状态之中，最初他怕谈话，怕于建国再找他，夜里睡觉，门外有动静，他就会支着耳朵半夜睡不着觉，有时候甚至会梦见来人抓他。可是自从那次谈完话之后，再也没有动静了。再到后来，程先觉又隐隐地盼望找他谈话，他总觉得前几次谈话他的表现都不是太让人满意，前后有些矛盾，有些不能自圆其说，东拉西扯、平白无故地把自己扯出很多把柄来，他希望组织上能够再听他解释解释。但是没有，组织上再也不找他了，这反而让他诚惶诚恐，不知道组织上对他到底是个什么看法。
白天程先觉还得去上班，多数时间都是在手术室里帮忙，有些小手术，他也亲自出马。他现在似乎已经意识到了，在医院这样的地方，还是搞业务比较吃香，即便政治上有点瑕疵，如果业务上有建树，一般来说地位是相对稳定的。在这一点上，汪亦适就是个例子。程先觉有点后悔刚到荣军医院的时候，不该贪那个虚荣，去当什么业务股长，万一这次重新登记过不了关，他真不知道往后会是个什么结果。而汪亦适就不一样了，自从到荣军医院，姿态就很低，做事不紧不慢，做人不卑不亢，手术一丝不苟，废话一句不说。丁范生对汪亦适印象很好，于建国对汪亦适也似乎很有好感，这可以从他不遗余力地了解汪亦适在皖西解放前一天的真实表现中看得出来。
这种状况大约持续了一个多月。后来情况终于明朗了，这次留用人员重新登记，虽然起因于大别山残匪叛乱，但其实还有更深的背景，并非是针对哪一个人，而是新政权成立后的一次必需的程序，通过重新登记，搞清历史问题，排除坏人，纯洁队伍，从而实现定编定岗。但是有一个情况令荣军医院多数人始料不及。重新登记的材料报到江淮军区之后，经过政治部门严格把关，有些原先已经被批准参军的留用人员，又被清除出去了，这里面就有汪亦适。理由是，在参军这个问题上，首先吸纳地下工作者，其次吸纳起义者，至于投诚者和俘虏者，暂缓吸纳，以观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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