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普景仍然困惑，他闹不清杨庭辉为什么在很短时间内就变了态度，更闹不清这态度变化是为了什么？尽管张普景始终认为自己问心无愧，但是，由杨庭辉提出来把争论面扩大开来，他还是难免有些狐疑。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是有目的的，老杨这个人做事就更是有目的的
了。他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又似乎没有什么异常情况。既然争论是张普景引起来的，杨庭辉又坚持要开展争论，张普景就没有退路了。当然，他也不会退缩。张普景提出，争论一下未必是坏事，但为了维护领导层的团结和稳定，防止不必要的思想混乱，争论面不宜过大，在分区党委和特委成员中争论就行了，材料也不用政治部的同志抄写，一千多字，他自己再抄写四份，发给王兰田、窦玉泉、杨庭辉、江古碑，大家调查研究三天，三天后讨论。
讨论结果出乎张普景的意料，杨庭辉在正式的讨论会上几乎一句没有重复他跟张普景面对面争论时说的那些话，而是率先态度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说这些年主要精力用在根据地建设上了，放松了学习，也确实有忽视政治思想的倾向，主观上没有搞宗派主义的思想，但
在部队和基层有了这个苗头，他这个主要领导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对部队进行一次思想教育，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军阀作风、反对纪律松弛现象、杜绝腐化堕落行为，等等。并提出，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基层党支部的作用，连队和中队政治指导员有权向上级反映同级
干部的问题。
杨庭辉带了这个头，就为讨论会扭转了调子，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而且自我批评成为主流。
杨庭辉的自我批评令张普景在意外的同时，还暗自负疚。这是怎么回事？我对于同志是不是过于苛求了?我是不是过低地估计老杨的觉悟了？我是不是又在犯极端化的错误？实在想不明白了，甚至不敢再想下去了。
在这样的氛围里，张普景自然也作了自我批评，而且是诚意的，绝不是敷衍塞责的，批评了自己怀疑同志的狭隘，不正视客观实际务虚不务实的飘浮作风，以及乱扣帽子伤害同志，等等。为了团结，张普景又主动提出，鉴于有些问题证据不足，要求大家把分发到各自手中的材料销毁，以免影响部队的情绪。
一
晏公庙阻击战发生的时候，已经是洛安州沦陷的第五年的农历二月了。
这正是花扬絮飞的季节。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了新的形势，在太平洋战争中日军迭遭挫折，苏联军队占领了柏林，德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这种大背景下面，中南长官部连连致电在敌占区或敌后活动的各支部队，寻找战机，同日军进行几场影响较大的战斗，为舆论宣传提供依据，以正视听。
晏公庙阻击战本来是杨庭辉组织的。杨庭辉得到情报说，日军中村联队拟于本月中旬对凹凸山地区的晏公庙、界牌石、响洪甸、迎驾厂一带进行“扫荡”。
杨庭辉于是派人同刘汉英联系，要求配合作战。
敌情确凿，八路军又主动挑了重担，刘汉英觉得这一仗他不参加有点说不过去，就选择了左路，在晏公庙打伏击。
之所以选择左路而不是右路，刘汉英自有精明的考虑。据他从另外一条线上得到的谍报，左路敌人多为二鬼子“皇协军”，比起日本鬼子自然要好对付得多。
部署兵力的时候，参谋长左文录把刚刚组建不到三个月的新七十九团放在了牌坊店，而将甲种建制完整的张嘉毓二四六团放在晏公庙东北的赛石矶。
作战会上，石云彪趴在作战图前足足琢磨了半个时辰，再抬起头来的时候，那只独眼就多了几分阴沉。石云彪慢腾腾地站起来说：“旅座，我看这一带地形坡缓林稀，易攻难守。防御正面如此之宽，防御力量也就疏而弱之。日军上千人马，加上伪军近万，我们打大伏击力不从心，打小伏击隔靴搔痒。我的意思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是否可以同杨庭辉先生再协商一下，改变这种各自为战的打法，而集中我部和杨部兵力，大部压在南楼一线天，打击日军右路佐佐木大队，争取将其全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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