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人离开了海盐，但我的写作不会离开那里。我在海盐生活了差不多有三十年，我熟悉那里的一切，在我成长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街道的成长，河流的成长。那里的每个角落我都能在脑子里找到，那里的方言在我自言自语时会脱口而出。我过去的灵感都来自于那里，今后的灵感也会从那里产生。
现在，我在北京的寓所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要求写这篇自传时，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件事，那时我刚到县文化馆工作，我去杭州参加一个文学笔会期间，曾经去看望黄源老先生，当时年近八十的黄老先生知道他家乡海盐出了一个写小说的年轻作家后，曾给我来过一封信，对我进行了一番鼓励，并要我去杭州时别忘了去看望他。
我如约前往。黄老先生很高兴，他问我家住在海盐什么地方？我告诉他住在医院宿舍里。他问我医院在哪里？我说在电影院西边。他又问电影院在哪里？我说在海盐中学旁边。他问海盐中学又在哪里？
我们两个人这样的对话进行了很久，他说了一些地名我也不知道，直到我起身告辞时，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双方都知道的地名。同样一个海盐，在黄源老先生那里，和在我这里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记忆。
我在想，再过四十年，如果有一个从海盐来的年轻人，和我坐在一起谈论海盐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在小学毕业的那一年，应该是1973年，县里的图书馆重新对外开放。我父亲为我和哥哥弄了一张借书证，从那时起我开始喜欢阅读小说了，尤其是长篇小说。我把那个时代所有的作品几乎都读了一遍，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还有《牛田洋》、《虹南作战史》、《新桥》、《矿山风云》、《飞雪迎春》、《闪闪的红星》……当时我最喜欢的书是《闪闪的红星》，然后是《矿山风云》。
在阅读这些枯燥乏味的书籍的同时，我迷恋上了街道上的大字报。
那时候我已经在念中学了，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都要在那些大字报前消磨一个来小时。到了70年代中期，所有的大字报说穿了都是人身攻击，我看着这些我都认识都知道的人，怎样用恶毒的语言互相谩骂，互相造谣中伤对方。有追根寻源挖祖坟的，也有编造色情故事，同时还会配上漫画，漫画的内容就更加广泛了，什么都有，甚至连交媾的动作都会画出来。
在大字报的时代，人的想像力被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出来，文学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发挥，什么虚构、夸张、比喻。讽刺……应有尽有。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在大街上，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前，我开始喜欢文学了。
(12/09/1999)
二十多年前﹐那时候我还是一名初中学生﹐正在经历着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记得自己当时怎么也分不清上课和下课的铃声﹐经常是在下课铃响时去教室上课﹐与蜂拥而出的同学们迎面相撞﹐我才知道又弄错了。那时候我喜欢将课本卷起来﹐插满身上所有的口袋﹐时间一久﹐我所有的课本都失去了课本的形象﹐像茶叶罐似的﹐一旦掉到地上就会滚动起来。我的另一个杰作是﹐我把我所有的鞋都当成了拖鞋﹐我从不将鞋的后帮拉出来﹐而是踩着它走路﹐让它发出那种只有拖鞋才会有的漫不经心的声响。接下去﹐我欣喜地发现我的恶习在男同学中间蔚然成风﹐他们的课本也变圆了﹐他们的鞋后帮也被踩了下去。
这是1974年﹐或者1975年时期的事﹐"文革"进入了后期﹐生活在越来越深的压抑和平庸里﹐一成不变地继续着。我在上数学课的时候去打篮球﹐上化学或者物理课时在操场上游荡﹐无拘无束。然而课堂让我感到厌倦之后﹐我又开始厌倦自己的自由了﹐我感受到了无聊﹐我愁眉苦脸﹐不知道如何打发日子。这时候我发现了音乐﹐准确地说我发现了简谱﹐于是在像数学课一样无聊的音乐课里﹐我获得了生活的乐趣﹐激情回来了﹐我开始作曲了。
应该说﹐我并不是被音乐迷住了﹐我在音乐课上学唱的都是我已经听了十来年的歌﹐从《东方红》到革命现代京剧﹐我熟悉了那些旋律里的每一个角落﹐我甚至都能够看见里面的灰尘和阳光照耀着的情景﹐它们不会吸引我﹐只会让我感到头疼。可是有一天﹐我突然被简谱控制住了﹐仿佛里面伸出了一只手﹐紧紧抓住了我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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