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英回来之后，中国人西行还是很少，只知道唐代有一个叫杜环的军人被西域的军队俘虏后曾不断向西流浪，最后可能从地中海进人了」日卜。但这也只是从他杜撰的一些地名中猜测，是否真的到了非洲，完全没有把握。再往后，对于非洲，除了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可能绕道，郑和下西洋时曾经抵达，中华文化在古代基本上没有与非洲有过实质性的沟通。据说宇航员从太空看地球时能够辨识的图像是中国的万里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我曾奇怪为何古代遗迹在远处会超过现代巨构，又叹息数千年间它们共撑大下却全然不知对方的存在。
由此想起梁启超先生在八十余年前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历史可分为三个大段落，一是“中国之中国”，即从与古埃及文明同时的黄帝时代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完成了中国的自我认定；二是“亚洲之中国”，从秦到乾隆末年，即十夕又世纪结束，中国与外部的征战和沟通基本上局限于亚洲，中国领悟了亚洲范围内的自己；三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可称“世界之中国”，由被动受辱为起点，渐渐知道了世界，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我很喜欢梁启超先生的这种划分。
梁启超先生没有读到二十世纪新发现的一些中外交流史实，划分有些简单化，但基本上还提织寸的。十九世纪之前，中国与亚洲之外的国家关系不是很大，而十九世纪后不得不碰撞，首先也是欧洲一些比较年轻的国家，与希腊没有什么牵涉．更不待说埃及。
从整体来说，交流总是好事，但是具体翅挤寸于占代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缺少交往这件事，又没有必要作负面评价。路实在太远，彼此牙良准抵达，两种文明自成保守系统，几乎不可能互相介人。
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即使从今天已经知道的全部埃及古代精神成果和实用器物看，也没有哪一样会使中国占代朝野欣喜，这就使交流失去了基础；如果兵戎相见，那么，中国皇帝不会远征埃及是确定无疑的，而法老的船队要到中国并战而胜之，也几乎不可能。在冷兵器时代，这么大的中国怎么会在乎远道而来的几只外国兵船？因此，中国和埃及注定不会成为盟友也不会成为对头。这是相安无事的远邻，彼此不知对方的存在也没有什么不好．要知道时总会知道。近似人际关系，君子之交淡如水，何况是两个一直没有见过面的老君子，没有必要太热络。国际政治更比人际关系讲究实利，尤其是地缘上的实利，“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式的情谊，在国际政治中很难立足，因此也不必企盼。
不热络，也不容易破碎；不亲昵，也不容易失望。中国古代与其他几个文明古国交情不深，恩怨不大，这反而成了现在平和相处的基础。中华文明承受过不少恩怨煎熬，现在烟尘落地，发现在大的方面依然保持着一种并不偏仄的客观性，这正是今后发展的好兆头。
不被热情或愤恨所扭曲，才是大文明的气象。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日．开罗，夜宿晚53巧ramide，旅馆 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的现代文化情况如何？这很难有统一的对比标准，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但诺贝尔文学奖毕竟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现代国际社会的审美接受状态，如果获奖者出自文明古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悠远的呼应。埃及的纳吉?马福兹《Nag"ibM曲而似）便是其中之一，现在还活着。我很想与他炎谈，一问，由于他年事已高，又曾严重受伤，见面需要在十大前向《金字塔报》一位叫马维的编辑预约，我们已经等不得十天，只能作罢。突然听说，开罗市中心的一家浏、咖呵瀚曾是他天天必去的地方，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在那里构思出来的。我一听就高兴，觉得去看看这个咖啡馆，可能比到他家还重要。他家住在尼罗河西岸，而咖啡馆在河东，他每天必须走过两座桥才能到达，第一座桥是由河西到河心岛，第二座桥由河心岛到河东。咖啡馆坐落在著名的解放广场北侧，又小又旧，取名为阿里巴巴。
走过一条极窄的通道，爬，－七一个小木梯，就见‘间大约十八平方米的房间。有几张咖啡桌，靠窗左狈归卜张，是他的位置。从窗口往夕卜望，先看见隔壁一家皮货店高挂的皮包，伸手就可取到。往前是一个地铁站入口，蹲着六七个擦皮鞋的人。再抬头看，则是两幢建筑物，一是希尔顿酒店，二是阿拉伯联盟总部。
马福兹曾经每天坐在这里往外看，头顶一个小小的悬挂式电扇在缓慢转动。油溃斑斑的房顶太低矮，几乎会碰到高寸任子的头。但他看中的正是闹市间的这个窗口，窗口内的这张小桌，小桌边的这番安静。这里让我重温了一个区分作家优劣的界限：是小空间而大视野，还是大排场而小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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