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又痛恨板桥老人，我看见他曾经指名讥笑过诸葛亮，说：“孔明枉作英雄汉，”他曾为孔明惋惜，说“早知道茅庐高卧，省多少六出祁山。”你明明白白地笑话他，又为他惋惜，为什么不可以明白地预告我一番呢？唉！假如你早就象笑话孔明一样地指名笑话我，或劝告我，难道我还会在“夕阳西下”的时间和“水向东流”的地点去和土匪打仗吗？咦！板桥老人！薄德的老人啊！
他写到这里，就停笔了，刚刚写上名字，一滴泪泉又从眼中迸出，浸渍得满纸糊涂，他想撕毁重写，但觉得一行清泪正想洒在爱神面前，现在洒在信笺上寄给她，不更痛快吗？于是写道：
这封信写完的时候，我的眼泪不觉滴在纸上；我立刻觉得话还没有完，要更洋细地告诉你。我在写信之前，接到江将军从土匪那里寄来的信，他们不仅不后悔，反而劝我和土匪妥协，这种卑劣行为，使我比什幺都伤心。我痛恨他们。但又可怜他们。我现在觉得一切都无能为力，也不愿为力，明白些说，我是天下最无能的人。我很渺小，渺小得不能和宇宙间任何微小的东西相比拟；也很稚气，和我们四岁的云儿一样。在接到江将军的来信之后，我伤心地流了好多“不堪回首”的眼泪。可是，我的眼泪是白流的，流了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把心里要说的话通通向你说了，你会悲伤流泪吗？或者责备我吗？但不管怎样，也要向你说。即便你会为我流泪吧，你是我的爱人，为我分流这流不尽的眼泪也是应该的；就算责备我吧！我也甘心情愿。我知道，我的上司们一定会斥责我，甚至处分我，他们是常用这种手段对待打败仗的指挥官的。但我却不甘心。因为他们早就和我一样，他们指挥的位置是在庐山、武汉、长沙，我却在高山峻岭，悬崖峭壁，假如易地而处，也许比我还不如。如果他们责备我，我却要问他们为什么不先责备自己，难道上司打败仗就是可以不负责任而下级打败仗就为国法所不容吗？假如是这样，那么军队中的五等——将、校、尉、士、兵——十八级——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直到二等兵——从上到下按级责罚下去，那就只有二等兵才能对战争负责了，我想天下是不会有这种道理的。可是，他们是不会这样想的，他们说人道人不如人，他们自己打了败仗，就默不作声，或者“剿匪已告一段落”，“因……关系，微有损失”，或“消灭之期，当在不远”等等美丽词句来自欺欺人。此外，还有一件最不平的事，就是对嫡系部队，不管打了多大的败仗，也能得到补充的优先权。对他们心中的所谓“非中央化”或杂牌部队，则设法吞并。吞并的步骧很巧妙，第一步以“剿匪”之名把他们调到别的地区，另以“追击”、“堵截”的名义派遣嫡系军队到那里去。第二步，对调出的部队派到战争最严重的地区，胜则不加补充，让他自生自灭；败则假手于匪，借刀杀人，或以“剿匪不力”之名，把他缩编，甚至加以遣散。但有时为避免物议，也采用“偷梁换柱”的办法，或则“明升暗降”，或以“受训”的名义调走，目的在插入嫡系干部，于是乎“中央化”了。所以非中央化的部队越剿越少，再剿几下，饭碗也剿掉了。过去我因为这些事和自己没有多大关系，所以不大注意，现在问题到自己的头上，心所谓危，就不能不加考虑。我虽然不能算杂牌，但也不是嫡系。他们虽不一定象处理杂牌一样处理我，但比起嫡系来，却不能怪我愤愤不平。天使呀！你觉得怎样……
他写到这里，头已经疼得抬不起了，心里好象要作呕，于是离开座位，踉跄了几步，就昏昏沉沉地倒到床上去了。
这一天上午，全苏区党政军民祝捷大会开幕了。会场是在禾新城西北三十五华里的森林旁边的野地上。一座临时搭成的舞台，面向南方，舞台的四角顶上，各悬一面红旗，正面是红布横幅，幅上写着几个大字：“庆祝红军胜利大会”。
会场上面并排着马克思、列宁的画像。舞台前的两旁挂着长条红布标语，右边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左边是：“粉碎国民党五次“围剿”！”
早饭后，红军、游击队、儿童团、少先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还有解除了武装的国民党官兵，成连成队地，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都带一面小红旗，背枪的都把小旗插在枪口上。
红军都穿灰色军装，脚穿草鞋，进会场的时候，枪都背在左肩，用哨音调整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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