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咦！”陈廉和他的战友，都愤恨而鄙视地说：“国民党！国民党真他妈坏！”
“是，同志！”老人亲切地叫着红军，“国民党把千千万万人的终身大事，随随便便改了——好象他们改标语一样，要涂就涂，要画就画，哪里替别人想一下……”
几个衣服褴褛的乞丐，又到红军面前讨吃的。陈廉自言自语地说：“讨口的人多了！”
“是，”老汉说，“多。”
青年农民接着说：
“我们这里现在有三多。第一是叫化子多；第二是病多；第三是鸦片烟多——你们看到田里种的烟苗吗？”
“看到了，一路都是。”
“苏维埃时代没有吧？”
“没有！一点也没有。”
老汉忽然笑起来说：“苏维埃时代也有三多，不过不是这个三多罢了。”
“哪三多？”
“哪三多！第一是粮食多，第二是猪牛多，第三是游击队多。你想想有了这三多，哪里还有那三多。”
“对，对。苏维埃时代没有那三多，鸦片烟是绝了种的。”
“那为什么又种起来了？种烟合算吗？”
“不合算。”
“不合算？不是烟价高得很吗？”
“价钱是高，但不归种烟的人得。国民党只要百姓种鸦片烟，却不准百姓自己卖。到收烟的时候，由他定价收买，定价只能抵上肥料和人工钱。所以很不合算。”
“不种不行吗？”
“不行。”老汉左手张开五指，左右摆了几下说，“你不种烟，他也要抽捐，照理来说，不种烟也不应该有捐了，不过他不叫烟捐而叫另一种捐名，同志，你们猪猪是叫什么？”
红军猜了一下，没有猜着，老汉苦笑着说：“叫懒捐。”
“懒捐？我种别的庄稼，难道也叫懒吗？”
“同志，那不能由你说。他说你懒种鸦片，所以给懒捐，看你种不种。”
“呀！太可恶了！太可恶了！真是刮(国)民党！蒋该(介)死(石)！”
老汉眉头一皱，好象很不忍说下去似的，稍停一下，也开口了：
“我们这地方，本来山多田少，百姓好多没有田地，有点田的又要种鸦片烟，所以很多人没饭吃，没力气的，只好讨口。‘肚空必多病’，没有饭吃的人，还管得上病？我们这里病特别多，还有一个原因，是国民党进攻的时侯，见人就杀，见了猪牛鸡鸭也杀，他们把皮一剥，五脏六腑，头和脚都丢了，苏区到处是骨头肉浆，差不多有两个月，这一带到处都是臭的，后来发大瘟疫，不知道病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一直到现在，病的还是很多。”
“老大伯，不要着急。”陈廉安慰老汉说，“反动派现在虽然占了上风，但总有一天要倒霉的。你们现在虽然受苦，以后一定会翻身。你的侄子我帮你打听，你老人家现在不必挂心，他在队伍里面，和我们一样，也是很好的。”
“是，是，我不着急，我也知道红军将来会得天下，不过他出去很久，想他罢了。”
“老大伯，我们走了，以后再见……”
陈廉回到司令部，把所见所闻向杜崇惠汇报了。杜崇惠眉头紧锁，踱了几步，自言自语地说：“这里赤白交界，老百姓太苦了！红军家属太苦了。”
他叫来了供给部长，当着陈廉的面严肃地说：“拿出两百元现金，今晚就分给红军家属。”
供给部长面有难色，刚要说什么，杜崇惠不耐烦地瞪了他一眼，说：“知道你有困难，但要完成。怏去！”
这天，罗霄纵队的宿营地很特别。瓦砾堆上只余下四块壁头，有的倒了半截，好象没有盖的箱子一样，大口朝天。有的完全倒塌，只留下屋基。炉灶长满野草。野草里面，有人头骷髅，也有猪牛狗猫的骷髅。零碎的骨块，虽然无从分辨是人类或畜类，但可以判断出禽兽争食的战斗痕迹。骷髅和碎骨的周围，野草长得特别繁茂。在瓦砾堆旁，村民搭起临时住房，木板作壁，竹子作柱，杉皮作瓦。村苏维埃政府和农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在这陋室前挂上了各自的招牌。红军一到，从各个角落跑出来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便热情地围住了战士们。在这些多次被烧毁的村庄中，有严重的战争伤痕，又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新机。
部队刚刚住下，忽然听到吹吹打打的锣鼓声。何宗周好生奇怪。这里发瘟疫，怎么还有人吹吹打打？来到村口，只见一顶大轿，高出众人头上，七八个抬着慢慢地走。轿子后边跟着一大群人。何宗周问侦察员张山狗：“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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