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半年，有一次，张家相公突然来了，死命拖她。房子里有好些人，谁也不敢帮她。刚拖出门，她右手抓住门框，死也不放。他抱住她的腰拖，她也死死不放。这时旁边看的人越来越多，在她家做木匠的陈师傅实在看不下去，大声喝道：“拖什么！叫她自己去！”
陈师傅带头一喊，邻居好些人都壮了胆，同声叫道：“放手！放手！”
张家相公早已拖得精疲力尽，听大家一喝就放了手。
从此，她还是住到家里。但是，婆家天天来催，并说要到衙门告状。娘家也无情地逼她，她吃不下，睡不着，心里想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死，一条是跑。死是不愿意的，跑又能跑到哪里去？她想到木匠陈师傅，半年前曾在她家做过两次活，在她家一起吃饭。木匠家在吉安，父亲早死，母亲改嫁，由伯伯抚养，长大学木匠，跟师傅在南昌和樟树镇一带做工。虽然认识不到几个字，但勤快而精明，家里的人都喜欢他。她空闲时，常同木匠说说话。木匠家里来信，就找她读，她连他家许多情况和住址都知道。这样一来二去的，有了些好感。年关快到了，木匠要回家，有一天他突然问她：“你真的不回张家了？”
她直截了当地说：“自然。”
他这样问也许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在她的心里却起了波澜。她内心很矛盾，他是年轻木匠，自己是书香闺秀，虽然天下讲自由了，也不好同他自由起来。
婆家和娘家天天逼她，更促成她快点跑。她决心去找他，但是要十分秘密，绝不能让家里人更不能让外人知道。
在那个世界，一个女子单独出门，是很艰难的。但是她父亲教她读《木兰词》，知道木兰当了十二年兵，同伴都不知道她是女的。她也没有什么巧，随时随地注意就是了。自己是大脚，也会官话，跑吉安，不过四五天，看来不会有多大问题的，她借去姑母家为名，在姑母家住了两天。回来的时候买了双云头鞋，一件竹布长袍，一件马褂，一顶青色帽和零星化装用具回到家里，又偷了父亲编发辫用的旧青锁线。夜晚，趁着家里的人睡了，偷偷点上灯，对镜化装，果然象个小童生。不过在家化装好后逃走有许多困难：第一，白天很难穿男装离家；第二，易引起巡察、更夫的怀疑。可是，不在家改装，等出门后再改装就更困难了。她左思右想，决定还是在家里先化装，内穿男装，外罩女装，这样白天就可以公开离家了。一天晚饭后，她对母亲说到姑母那里去取两本书。母亲同意了。
第二天快天明，她穿上男装，外面套女袍女裤。云头鞋、青锁线则藏在龙须草提包里，外面再盖条手巾。天明以后，家人都起了床，她就大摇大摆地出了门。出门不久，她想脱去外面的女装，因没有机会，只好继续走。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学堂，学堂旁边有个厕所。她进了厕所，脱掉女罩衣，把辫子的红头绳扯掉，换了青锁线，然后换上云头鞋，赶快跑出来。从此，就以男子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了。正午，有去吉安的船，就搭船去了。
在船上，不方便的事，是大小便。为了避免别人怀疑，只有等船靠岸的时候偷偷进公共厕所。还有一件事是说话，女人声音尖，她就尽量少说，要说就故意放粗喉咙。
第七天，走到吉安北面四十里一个镇子，找到了木匠家里，她一见到木匠，就叫他的名字，木匠本来和她很熟，见到她变了装，一时惊讶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他们在家庭长辈同意下结成夫妇。为了掩人耳目，小俩口到禾新去做木工、做裁缝。他们靠两只手，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到了民国十六年，成立农民协会，他们都成了积极分子。一九三○年红军打开吉安，他们又送唯一的儿子参了军。
快到祠堂门口，里面有人叫道：“鄱湖婆婆，你老人家来了。”
老太太看了看，并不认识，一面进门，一面回答说：“是，同志。”
“鄱湖婆婆，你又给红军送东西来了？”
“是呀，司令呢？”
“在里面，你跟我来。”
老太太和小孩进去了，快到场院边，看见郭楚松站在场院中间，正在和一个背驳壳枪的红军谈话。
郭楚松一见她，忙先打招呼：“鄱湖婆婆，你老人家来了。”
“哟，郭司令，你可瘦了。”
“从家里来的？”
“是呀。”
“呵！”郭楚松眼睛一睁，“走了十八里。”
“不要紧，我还走得。”
老太太说着把手上的鞋袜放在地上，又叫小女孩把母鸡放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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