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陌阡读过很多书，可以称得上是博览群书勤学好思之士。但是，在读这些写着“卷宗”的档案时，他发现了，像砖石一样整整齐齐地码在他办公桌上的这些档案，才是最生动的和最具体的鸿篇巨著。它们可以给你提供无限丰富的联想，从而使你得以同你自身以外的其他生命水乳交融。有时候他想，像夏玫玫和赵湘芗那些搞艺术的人，真应该多读读这些档案。可惜她们没有这个资格和这份便利。
对档案们进行了耕耘般的推敲之后，韩陌阡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七中队这批学员当中，中等以上的城市兵占了不到百分之十五，像蔡德罕那样地地道道的农村兵占了不到百分之二十，而来自县城和集镇的兵却是绝大多数，这个发现无疑又给他的“边缘”理论提供了新的内容——从经历上讲，他们介于土生土长的老兵和新生代之间，从知识结构上讲，他们介于传统军营文化和即将大量渗透而来的新的观念文化之间，从出身上看，他们又介于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之间。
这就有点意思了。在七中队为数不多的农村兵当中，倘若比一比成份，蔡德罕可以算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自然是不用说了，而且穷得透彻。在他出生的第二年，就赶上了著名的困难期，父母先后饿死，舅舅见他还有一口气，便把他领了回家。也怪计划生育动作得晚，蔡德罕的舅舅和舅妈后来又生了两男两女，他背了老大背老二，自小就开始了保姆工作。不能不说舅舅舅妈还是非常好心的，到了该上学的时候，还是让他上了学。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勤工俭学这一套蔡德罕不陌生，他从八九岁上就开始了，夜晚打柴，大清早背到街上去卖，卖完了上学。尽管如此，他的学习成绩在班里还算好的。上学上到四年级，家里无论如何供养不起了，为了读书，他答应舅舅舅妈，不吃家里的饭，省下粮食给弟弟妹妹，并且自己解决学费书费。中午放学，别的孩子回家吃饭，他就到离学校两里多路的河湾里拣柴，他吃过河边的灰灰菜，吃过生竹笋，吃过生螃蟹，吃过野蘑菇。一言以蔽之，凡是能够入口的，能够咬得动的，这个十来岁的孩子几乎都品尝过，并且没有被毒死。在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他就像一个野生的小草，自生自灭，却又顽强得惊人，简直就是打不死的吴清华饿不死的白毛女。
有两个故事可以说明蔡德罕的无产阶级本色。
蔡德罕有一个远房堂叔，是本大队的支书，家境自然要好多了，还出了个闺女在县城读高中。支书堂叔家里有个大事小事，就把蔡德罕当狗腿子使唤，然后给碗饭吃，给件把旧衣裳。有个夏天的早晨，蔡德罕去给堂叔家送井水，还没进门，放假回到乡下的堂姐从屋子里出来了，一只手拿个很好看的胶棍（后来他才知道那东西叫牙刷子），另一只手端着搪瓷缸子，本来是要到水缸边去的，见堂弟挑来一担新鲜的还飘动着雾气的井水，便朝他笑笑，然后向他走过来，弯下腰去，从前面那只水桶里舀了一缸子。
他很奇怪堂姐的动作——把那白乎乎的药膏一样的东西挤在毛刷上，在嘴里捅来捣去的，竟然还能捣出许多白沫。那天蔡德罕很大胆地做了一件事——趁堂叔一家在堂屋里吃早饭，他从廊檐下面的洗脸架上发现了那种叫着牙膏的东西，他先是提心吊胆地挤了一点，用手指头蘸着放到舌头上，他立马就被一种奇妙的感觉惊呆了：那东西不仅甜丝丝的，还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凉爽的滋味，沿着舌头根子往心里沁，满肚子都是清香。他坚信不移，这东西原来是可以吃的，于是他又狠狠地挤出了一股，以非常的速度吃了下去。倘若不是怕吃得太多了会被堂姐发现，他会把那大半截牙膏都吃进肚子里的。那年他十二岁。
还有一个故事发生在他读初三那年。
当时，他的同桌是公社农技站干部的孩子。有一次这个同学家里砍红麻，蔡德罕自告奋勇放学后去帮忙，他算准了可以吃一顿肉，一顿有酱油的红彤彤香喷喷的猪肉。这个十四岁的孩子一声不吭地干完了同学一家准备要干一天的活，一直干到小半夜，中间只喝了几瓷缸凉水，饿得饥肠辘辘，前胸贴在后背上。终于到了吃饭的时候，桌子上没有出现他期待的有酱油的猪肉，同学的母亲给他盛了一碗面条，上面敷着薄薄的一层鸡蛋花，他几乎连什么味道都没尝出来，那碗面条就喝进了肚子。同学的母亲问他吃饱了吗？他没说话。同学的母亲叹了一口气，进锅屋又给他盛了一碗面条，这回上面没有鸡蛋花了，里面只有几根白菜丝。他知道他的吃相太狼虎了，让同学的母亲看不起了，于是就放慢了速度，一点一点地吃，这样还可以尽量把咀嚼的幸福持续得长久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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