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的前提得出大的结论的过程并不可靠。从一个复命、知常，就能扩展到能容能公能王能道直到没身不殆上去？太夸张了，太直线前进了。
再说，任何一个小的因素都可能造成干扰、紊乱，都会有不同的结果。而且生活中有偶然，有变数和异数，有意外的与无规律可循的灾难或幸运。你再通天道，架不住一个交通失事或传染病的流行。你再不通天道，万一碰上彩票中奖也会命运改变。西方的偏于科学数学的思维方法，就很重视这些具体的元素。近年还时兴起紊乱学说来，它的代表性的说法是，南半球某地的一只蝴蝶偶尔扑腾一下翅膀，它所引起的微弱气流，几星期后可能变成席卷北半球某地的一场龙卷风。这是一种西方式的从偶然到巨大的必然的思想方法的精彩命题。而老子式的有了天道就没身不殆的命题，取向恰恰相反，是认定有了大前提就可以势如破竹，一通百通，一了百了。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思想家强调的是必然，是前提决定论，是大概念决定论，是决定论而不是或然论。
中国的模糊逻辑的方向是，大道决定一切，抽象决定具体，本质决定现象，本原决定结果。同时，现象体现本质，具体体现抽象，一切体现大道。两者呈递升或递降的类多米诺骨牌效应，即有A则→B，有B则→C，C→D→E直至Z，同时得Z即可断定Y，得Y即可上溯→X→W→V→U?一直到A。这大体也是毛泽东所论述的主要矛盾决定次要矛盾，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也会迎刃而解的公式。这样的思维模式决定了老子“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也决定了孔学的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以及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的公式。
而西方的思维方式则强调区分，分析分解，强调细节决定成败，偶然也可以变成必然。有时候就是头痛决定头，脚痛决定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同时强调任何公式应该来自实验、统计、计算，而且推理不但要有大前提还要有小前提，还要区分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有容是公的必要条件，但是不是充分条件呢？难说。你虽然有容，但是缺乏知识与专业的准备，你不可能作出公正的判断。公乃王更是如此，公是做一个好王的必要条件，不甚公但是有实力有手段有客观的需要，照样当王不误。同样，甚为公正公道，不但当不成王，连命都
保不住的例子也不是没有。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最高明的统治者，下边只知道有这么一些人，知道有他们就是了。差一点，人们还需要忙着靠拢他们、歌颂他们、讨好他们。再差一点，这些王侯官员让人害怕、畏惧。更差的是老百姓轻蔑和嘲笑的那些统治者：他们缺乏公信力，人们信不过他们。
如果你做了不够诚信的事情，也就有人不相信你了。好样的统治者是从容不迫的，说话也不多，言语珍贵。事情都办成了，老百姓说，那是我们自己干的呀。
老子在第十七章勾画了一幅理想主义的行政图画。他不像无政府主义者设想的那么绝对与脱离实际。承认有这么个统治者的存在，跟自己没有那么大的关系，互不相扰，不那么亲密，也就不会产生多少矛盾，保持着某种距离。亲戚远来香，官员也是适当保持距离为好。
又亲近热乎，又赞歌高唱，好是好了，太好了期望值就高，高了就容易失望：所谓爱恋生期待，期待生嗔怨，嗔怨生烦恼，烦恼生不满，最后弄不好会反目成仇。
亲近热乎，赞歌高唱，还容易产生虚伪，变成手段，变成心机。
上述情况下，在上的人物不容易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修正。在赞歌盈耳的时刻，孰能清醒，孰能改过？陈毅有诗云：“岂不爱拥戴，颂歌盈耳神仙乐。”
使人畏惧其实也是必须面对的事实，因为一方面国家是用暴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的。但另一方面迷信暴力则只会自取灭亡。因为只有力量而没有信任是危险的，是容易转眼崩溃的。
让老百姓觉得是自己在办好自己的事，这就更理想了，这就是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救自己。为政之道在于相信人与发挥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为政者统治者集团再高明再伟大，能做成的事其实是有限的，而如果是老百姓的力量积极性都发挥出来了，能做的事要大得多。做不到这一点的人他为政不可能成功。多咱老百姓能有自己办自己的事的能力，有自己帮自己的感觉，能自己消化问题，能自救自慰自强，能为自己办事而不受干扰，只受支持，这个国家就大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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