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地的时候则将地与资源、地形利害与地域文化、刚柔之相济互补结合起来，所以叫做地利。而在讲人的时候，国人更重视的是群体，是群体的团结程度与组织程度、和谐程度与集体行为的效能，还有群体的素质，尤其是其仁义道德的化育程度，所以叫做人和。
简单一点说：天指时间。天是历史性时间性宿命性先验性概念。地指空间。地叫地利，是空间性位置性客观性实用性概念。人指社会政治文化。人叫人和，是文化性道德性可塑性可为性概念。
古人的天地人三才说还是很周到的，人搞得再好历史时机不对，照样一事无成。地理空间条件不具备，你也会事倍功半，达不到预定目标。人当尽力，同时人当正确地判断自己的时间空间条件、限制性与机遇。
还有一个说法，最早见于孟夫子，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因为人与人最近，其次是地利，再其次是天时。人的因素才是人最可为、最能起作用的。天时不对，地利不对，你能做的事有限，你能做的只能是等待时机或转移地点。人的因素不对，责任在你，作为在你。
但真到了关键时刻，人们会说“天亡我也”或“天助我也”。天似乎最后仍然起作用。
老子这里则加上了大道，因为老子认为天与地与人的统一性在于道，道乃是最高最伟大的概括，是至上的本质。天地人“三才”是看得见的，是清晰的感觉与思索的对象。但如果没有道，就无法将天地人“三才”统一起来，统领起来，就说不清万象万物的本质与本源。而没有天地人，大道也就成了空洞的想象遐思，成了不但无以名之，也未必有之的空对空了。
印度也有地水火风之“四大”说，所以佛教要讲“四大皆空”。与之相呼应的是我国的金木水火土“五行”说。反观老子的“四大”，道天地人，则是以道统率“三才”世界的结果。
同时，老子并不将抽象大道与相对具体的天地人三者对立起来，他称颂四者皆大，他追求的是四者的统一而不是分离。
再往下讲，道、天、地、人四者是什么关系呢？
人生活在地面上，所以要取法于地，要厚德载物，要勇于承担，要谦虚与眼睛向下，要刚柔相济，同时要注意一切举措符合本地的地缘与地理特色。天覆盖着地面，比地高耸而且广大，对地居高临下，所以地要取法天，不论你解释天是行健的，自强不息的；或是不仁的，视万物如刍狗的；或者是无言的，不言而行大道，不言而明日月。地要根据天时的变化季节的变化而调整自己。
天地人“三才”的总主导总概括总根本则是道。
人也大起来了，与前边说的万物与百姓刍狗论是否有悖逆呢？看你怎么理解了，人的一切也是体现了大道的，体现了大道的一切都是伟大的。如果刍狗说是真理，是大道的体现，是大道的独立不改的运动方向与节奏，那么刍狗说也是伟大的。刍狗通大道，刍狗亦大，刍狗之毁灭亦大（参考印度教之阿湿婆神乃最伟大的毁灭之神说）。
在这里，我们还要想一想，尤其是对于老庄来说，伟大与渺小本来就是相通的。对于无限大的道来说，银河系也是渺小的，趋向于零蛋的。而对于具体的万物来说，芥子也罢，孑孓也罢，都是难得的伟大存在，也都体现着本质，都是大道的下载，都是大道的显现，都是宇宙万物的一个微粒，都是要多伟大有多伟大，要多渺小有多渺小——伟大即渺小，渺小即伟大。认识到自己的渺小，那正是靠近了大道的表现，也就成为通向伟大的道路了。
同时，不论人怎么伟大，在“四大”中，它处于末位，人仍然不能够太翘尾巴。
道法自然的说法则更加重要。这里的自然与今天通用的名词——主要是为了与人文创造的一切区别开来而称的“大自然”的含义不完全相同。
老子的“自然”主要指的是一种状态，即自己的自然而然的运动，指的是自行运动变化存在或不运动不变化而存在直到不存在、消失灭亡，不必要也不可能人为地去改变它们的自然状态。
这样的解释，又使你觉得当年的“自然”与今天的所谓“大自然”不无相通之处。道是自然的，不受意志、价值、文化、权势、科技与才能的左右。它不具有人格化的选择的空间，不具有倾向、爱憎、善恶、情绪、愿望。它只能自己运动自己的。这样的自然说，更客观也更冷静，它包含着一种冷伟大、冷权威、冷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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