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街上人说，咱们解放天津把他拿住了。他就装成当兵的，补在咱们部队里，不久就跑掉了。有人说他逃到了台湾……”
‘他家还有什么人？”郭祥又问。
“他娘那个刁婆子还在村里，谢清斋的老婆死了，他们就在一起不清不白地混过。谢清斋的小子谢家骥，听说在北京上大学，家里还有个侄女叫俊色……”
“谢清斋那坏蛋，为什么不处理他？”
“他这人和他哥不一样，是表面好，内里坏。他哥是见穷人一说话三瞪眼；他是见穷人又说又笑，还打个哈哈。听说那修鹰坟的事，就是他出的主意。……他这一两年，在村里装得很老实。出门请假，回来汇报，屁大一点儿事，也故意到干部那儿请示。可是自朝鲜打起来，腰板又挺起来了。”
“他有什么表现？”郭祥警惕地问。
“什么表现？走在街上步子慢慢的，脖子梗着，见人阴阳怪气地笑。对，过去他从不看咱们的报，这几个月专门订了一份报，钻在家里看。他暗地里说：‘朝鲜打成了血胡同了，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美国人说话就要过来了。’昨儿后晌，他还到咱家来，把咱那个小红箱子拿回去了。”
“什么？”郭祥惊讶地问，“什么红箱子？”
“就是土改咱分他家的那个小红箱子，不大，上头描着金花儿。这是房子着火时候你金丝嫂给我抢出来的。那谢清斋一进门就瞅住它说：‘嫂子！这小红箱子我看放到你这儿也没用，你看落的这土！都快变成土疙瘩了。我拿回去擦擦，给你侄女盛几件衣服。’说着，就端起要走。我说：‘那可不行，这是俺家分的。’他边说边走：‘什么分不分的。嫂子，如今这世界可是不平和，这脑瓜儿还说不定是自己的不是自己的咧！’说着就把小红箱子抱走了。”
“他这叫夺取胜利果实！”郭祥愤愤地说，“你跟村里反映了没有？”
“我还没讲哩。”
“我明天找他。”
“你可别打人！”母亲警告他说，“你杨家大妈，是党里支委，你有事先跟她商量商量再办。”
“妈，你别把我当小孩看了。”
锅开了。母亲在一个瓦罐里摸了半响，只摸出一个鸡蛋。她叹了口气：“你看我这记性！昨儿晌午我才把小半罐鸡蛋换成盐了。多年不回来，想叫你吃个荷包蛋也吃不成。”
郭祥见母亲又有些难过，忙说：“妈，把它冲了喝吧，我喜欢冲的！”
母亲把那个鸡蛋打了，冲了满满一碗端过来。
郭祥从包里取出两封点心，解开了一封，捡了一块枣泥月饼递给母亲。母亲老是瞅着，半晌没有吃。
“妈，你吃吧。”
母亲轻轻咬了一小口，像寻思着什么，说：
“小嘎儿，我问你个事儿。”
“嗯。”郭祥端着碗应了一声。
“这以后还要打仗吗？”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只要有敌人，就会要打仗。”
“美国人真的会过来吗？”
“过不来！他们让朝鲜人民军快赶下海去了。”
母亲松了口气：“什么时候世界上没有这些畜类就好了。”
母子分别多年，话是说不尽的。等郭祥睡下的时候，满村鸡鸣，天已经亮了。
郭祥匆匆吃了一早饭，准备去瞧杨家大妈。
他没有见杨家大妈也有许多年了。这是他心目中最亲近最钦敬的人物之一。自郭祥记事起，两家就是近邻。他常常领着大妈的小女儿小雪去拾柴禾，挖野菜，有时候就在杨家吃饭。他淘了气，大妈就把他偷偷地用笸箩扣起来，使他免去父亲的追打。这一切，都记得是多么地清楚呀。郭祥在大清河南敌人的堡垒丛中活动的时候，就听说过大清河北有一位赫赫有名的杨大妈。游击战士们传颂着这样的歌谣：
杨树飘洒洒，
大妈赛亲妈。
只要找见她，
就是到了家。
饿了有吃喝，
负伤有办法，
安安生生睡一觉，
临走还送我烟叶一大把。
在那敌人的炮楼星罗棋布、汽车路密如蛛网的地带，有吃有喝也就很不容易，竟然负了伤还有办法，还能安安生生地睡上一觉，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个去处呵。无怪这歌声这么动听地唱到了大清河南。人们还说，这大妈是“革命的五大员”：第一，她是炊事员。在她家里抗战人员来往不断，她家的灶火，每天要烧十几顿饭。只要你是抗日战士，有饭蹲下就吃。第二，她又是护理员。在她家的地道里，护理着轻重伤员。机会赶巧，你还能尝到她从集上买来的新下来的葡萄。第三，她又是情报员和侦察员。她有时扮作讨饭老婆，着破竹篮，拄着枣木棍，出没在敌人的炮楼附近；有时穿得干干净净，提着红包袱，到敌人占踞的县城，去跟内线关系接头。最后，她还像个指挥员。在那敌情紧张的深夜，窗上遮着被子，门外站着哨兵，她和那些游击队长、政治委员、县委书记聚在一盏昏黄的灯光下，共看着一张地图。她披着衣服坐在炕上，听他们交流情况，分析敌情。她身向前倾，头微微低着，严肃地沉思。然后就毫不自卑地拿出自己的意见，就好像在讨论她的家事。她那特殊的细心、机敏与果断，和她那从游击队长们不知不觉学来的干脆、果决的手势，都流露着指挥员英武的格调。那些领导人也尊敬地喊她大妈，跟她交谈，跟她辩论，也不知不觉地把她看做自己中间的一个。听说巧袭小李村炮楼，就是采纳了她的主意。因此人们又把她的家称做“两部一站”，既是后勤部，又是司令部，还是情报站。它是党和游击队领导人的聚散地，是大清河北一个小小的抗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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